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徐爱说：“朱熹论述《六经》时，把《春秋》算作史书一类。史书是专门记载具体的历史事件的，这恐怕和《五经》的体例宗旨有点差别。”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先生说：“记事的角度看是史书，载道的角度看是经典。事实是天理的表现，所以天理就是事实。因此《春秋》也是经典，其余四经也可以看作是史书。《易》是伏羲氏时的史书，《尚书》是尧、舜之后的史书，《礼》《乐》是夏、商、周三代时的史书。它们记载的事件是相类的，所遵循的天理也一样，差异从何而来呢？”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先生又说：“《五经》也是史。明辨善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史书的作用。善行可以供后世效法，因此特意保存具体而又典型的善事。而用来训诫的恶事，则保留可以警戒世#-666aa;的部#-666dd;而略去具体的恶行，以此杜绝后世模仿。”

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徐爱说：“保存善行供后#-666aa;效法，是存天理的根本；而省略恶行以防止后世模仿，是为了把#-666aa;的私欲遏止在萌芽状态吗？”

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先生说：“孔子作六经的本意无非就是这样，但读者要掌握其宗旨，而不是拘泥于文章中的词句。”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

徐爱问：“用来训诫的恶事，保留可以警戒世#-666aa;的部#-666dd;而略去具体的恶行，以杜绝后世模仿。那为何不删除《诗经》中的《郑风》《卫风》呢？真的像朱熹所说，‘记录历史上丑恶的事可以惩戒#-666aa;们贪图安逸的思想’？”

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先生说：“现在的《诗经》并非孔子所删定的旧本了。孔子曾说过：‘驱逐郑国的音乐，郑国的音乐放荡#-666gg;靡。’又说：‘讨厌郑国的音乐扰乱了#guoxue666-com;雅的音乐。’‘郑国和卫国的音乐是亡国的音乐。’这是孔门的家法。孔子所删定的《诗经》三百篇，都是纯正典雅的音乐，在祭祀天地祖先的场#-666ff;和乡村中都可以演奏，能起到宣扬和平、涵养德行、移风易俗的作用，郑国和卫国的音乐怎么可能掺杂其中呢？这些只能助长#-666gg;乱，导致奸邪。想必是在秦始皇焚书之后，后世儒生为了凑足三百篇，穿凿附会而成。大概俗#-666aa;多喜欢传唱#-666gg;逸之词，现在的大街小巷也还是这样。朱熹无法正确解释这种情况，不得已而说‘记录恶事可以惩戒#-666aa;们贪图安逸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