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老子提出了“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既说明了修道对于自身、家庭、乡里、国家、天下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指出一种修道养德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修道于自身，德性就会纯真;之后可以修道于自家，这样德性就会盈盛;然后可以修道于乡郭，如此德性才会长久;然后可以修道于国家，德性才会丰隆;最后修道于天下，德性才会普及。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路。虽然道家以为“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而儒家则以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其间有“为而为”与“无为而为”的差别，但它们的路线却是重叠的。圣人都是得道于自身而后可以教化万民，没有身不修而可以为万民之主的。因此，在老子眼中那些得道的圣人，才是理想的统治者，而那些只知道贪图享乐、肆意妄为的统冶者是不#-666ff;格的，是非道的,是“盗夸”。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知道了“道”、“德”对为身、为家、为乡、为国、为天下的重要作用以后，就可以反过来通过身、家、乡、国、天下的情况看个人以及统治者是否有德，是否守道。人不纯朴、不真实、不谦恭就是失德失道;家不和睦、不团结就是失德失道;乡郭民风不朴实、百业不兴旺就是失德失道;国家不强盛，上下不同心就是失德失道;天下不安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就是失德失道。老子通过这些来告诫人们，劝诫统治者时时应该进行反省，经常审视自己是否失德,施政是否有道。

〖哲理引申〗

提到中国古代的明君，很多人会立刻想到唐太宗李世民，这位贞观之治的缔造者，被所有后世的皇帝视作典范，连乾隆皇帝都对其钦佩不已。李世民登基以后，采取以民为本的政策，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减轻税赋，厉行节俭。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清谨自守。王公贵族、大臣豪强没有敢侵欺百姓的。商路上不再有盗贼，监狱里很少出现罪犯，马牛布野，外户不闭。旅客外出自山东至于沧海都不用自带粮食，在路上就有人供给。民风淳朴，旅客路过村落，一定会受到厚重款待，这都是以前未曾有过的事”。

一次，唐太宗与群臣议论怎样#-666mm;止盗贼。有的人请求使用严厉的刑法来#-666mm;止他们。唐太宗听了微笑着说:“老百姓之所以去做盗贼是由于赋税太多，劳役、兵役太重，官吏们又贪得无厌，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这是切身的问题,所以也就顾不得廉耻了。朕应当去掉奢侈的花费，节省开支，减轻徭役，少收赋税，选拔和任用廉洁的官吏，让老百姓穿的吃的都有富余，那么他们自然就不会去做盗贼了，怎么能用严厉的刑法呢!”按这样实行以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和旅客可以露宿而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唐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依靠剥削民众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裕国家就灭亡。所以，君主的忧患，不是来自外面，而是常在自身。欲望兴盛，费用就会增大;费用增大，赋役就会繁重;赋役繁重，民众就会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会危急;国家危急，君主就会丧失政权。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就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除了爱民，他对辅佐自己的大臣也真心相待。李绩回朝任兵部尚书时,积劳成疾，重病缠身。太宗亲自探望，敦促太医认真治疗，甚至过问李绩所#-666hh;药物。太医向他禀报说:“此病乃多年风寒淤积所致，我有一验方，其他药物都有，只缺‘须灰’一味。”唐太宗迫不及待地问:“须灰是何药，能找到吗?”太医解释说:“须灰就是胡须所烧成之灰。”唐太宗一听，马上说道:“这药我有。”立即命人取来剪刀，亲自将自己的胡须剪下，烧成灰后，又亲自将须灰调入药中，让李绩#-666hh;下。李绩#-666hh;药后，病情迅速好转，很快便痊愈了。他被太宗剪须一事感动得“顿首见血，泣以恳谢”。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唐太宗就做到了这一点。

正因为唐太宗爱护下属，所以所有的大臣都尽忠职守，敢于直谏事实，国家政治变得十#-666dd;清明;正因为他爱护百姓，所以百姓没有重税徭役，生活得都很安乐，没有作奸犯科之人，一时天下大治。老子说，“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观看唐太宗李世民的言行，即可知道圣明的统治者一定是将“爱民”作为最基本的治理之道的。可惜后世的统治者,能向他学习的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