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第四章中用其来描述“道”的特性，而在此则更侧重于修道之人的特点。要求人们清静无为、简单圆润、和光同尘。这种要求和道的特性完全相同，因此老子称之为“玄同”。

《庄子·知北游》中说了这样一个寓言，可以说是对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思想的敷衍。知向北游历，遇上了无为谓。知对无为谓说:“我想向你请教一些问题:怎样思索、怎样考虑才能懂得道?怎样居处、怎样行事才符#-666ff;于道?依从什么、采用什么方法才能获得道?”问了好几次无为谓都不回答，不是不回答，而是不知道回答。知从无为谓那里得不到解答，便返回到白水的南岸，见到了狂屈。知把先前的问话向狂屈提出请教，狂屈说:“唉，我知道怎样回答这些问题，我将告诉给你，可是心中正想说话却又忘记了那些想说的话。”知从狂屈那里也没有得到解答，便转回到黄帝的住所，见到黄帝向他再问。黄帝说:“没有思索、没有考虑方才能够懂得道，没有安处、没有行动方才能够符#-666ff;于道，没有依从、没有方法方才能够获得道。”

知于是问黄帝:“我和你知道这些道理，无为谓和狂屈不知道这些道理，那么，谁是正确的呢?”黄帝说:“无为谓是真正正确的，狂屈接近于正确;我和你则始终未能接近于道。知道的人不说，说的人不知道，所以圣人施行的是不用言传的教育。道不可能靠言传来获得，德不可能靠谈话来达到……无为谓是真正了解大道的，因为他什么也不知道;狂屈他是接近于道的，因为他忘记了;我和你终究不能接近于道，因为我们什么都知道。”

所以说，真正懂得大道的人，是不会总将道挂在嘴边的。“道”只能去体悟，而不能来言说，我们所言说的只不过是“道”的一些细枝末节，正如古人所言，所谓的经典都是圣人留下的糟粕，而真正的圣人之道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悟而不可闻的，更不是通过学习书本、文字，效仿贤人言行可以得到的。与其成天论道，不如静心修道;与其孜孜教民，不如无为而治。

〖哲理引申〗

正如“无为而治”不是毫无作为一样,“智者不言”也应该这样理解:它不是告诉人们一味地不说话，而是应该讲究方法地去说，不乱说、妄说。古代的聪明人理解这个道理，所以在劝谏别人之时，十#-666dd;讲究方式，故而往往能取得十分好的效果。

很多时候，沉默比说话更能打动人心。阳虎在赵氏为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同时他也开始变得骄傲不法。赵氏家臣都劝说赵简子惩罚或驱赶阳虎,赵简子知道了这些，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不久，他在召见阳虎时给了阳虎一卷书简，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阳虎很奇怪，打开书简后发现，里面记载的都是自己的不法事迹，顿时吓得大汗淋漓，从此再也不敢行为不端了。

孙叔敖死后，儿子十分贫穷，就去求助于孙叔敖的老朋友优孟。优孟并没有直接去劝谏楚王，而是花了三年时间来学习孙叔敖的言行举止，直到平时的表情#-666nn;态都和孙叔敖一模一样时，才去见楚庄王。楚庄王见了优孟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了，立刻要优孟做令尹。优孟这时才说道:“我不愿意做楚国的令尹。”楚庄王惊奇地问为什么。优孟说:“孙叔敖做令尹多年，为官清廉，帮助大王成就了霸业。可如今他的后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布衣褴褛，食不饱腹，做令尹得到如此下场，有什么可贵的呢?”庄王听后，明白了他的意思，所以下令封赏孙叔敖的儿子。

庄子说:“辩不若默，道不可闻。”很多时候，浅显的道理大家都明白，但一旦讲出来，就没有人去按着它做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愚笨，不懂得道理，而是因为世人要考虑的东西很多，君王要顾及自己的威严，平民也要爱惜自己的面子。新版《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就被形容为“有错，改错，但不认错”，那些暗示他的建议他都能够接受，而直接将其想法说出来的人则遭到了杀害。直接说出来的话往往显得过于尖锐，让人觉得伤了面子，伤了自尊，所以宁愿坚持错误的也不愿意改正。智者知道人们的这种心理，所以往往不会直言相劝，而是能够给人留个台阶，留些余地，让其感觉自己醒悟了，自己知错能改了。

如果赵简子直接批评阳虎，不仅会打消他的工作积极性，还会从此在君臣之间形成隔阂，甚至失去这个人才。而采用无言的方式一方面让阳虎知道了自己的意思，另一方面还会让他觉得自己给了他面子而感恩。同样，优孟如果直接劝谏楚王，他的身份低微，楚王被这种人批评心中一定不快，反之，通过学习孙叔敖则能唤起楚王与孙叔敖往日的感情，取得比言语大得多的效果。因此人们在说话时，一定要讲究方式，很多时候沉默胜于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