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利用文学扰乱法治，游侠依靠武力违犯禁令，然而君主对他们都以礼相待，这就是造成国家祸乱的原因。触犯法制的本该治罪，而那些儒生却因懂得文学得到录用；违反禁令的本该惩罚，而那些游侠却因不守法令仗剑行凶得到供养。因此，法令所反对的，君主却加以任用；官吏要处罚的，君主却加以供养。法治所反对的和君主所任用的，官吏所惩罚的和君主所供养的，这四种情况互相矛盾没有确定的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对推行仁义的人不应该称赞，称赞他们就会危害耕战；对搞文学的人不应该任用，任用他们就会扰乱法治。楚国有个很正直的人名叫直躬，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向官吏告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然忠心，对父亲却是大逆不道，因而判他有罪。由此看来，君主的直臣却是父亲的逆子。有个鲁国人跟随君主打仗，三次上阵三次败逃。孔丘问他什么缘故，他回答说：“我上有老父，我如果战死就没有人供养他。”孔丘认为他是孝子，就提拔他做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却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向上报告了；孔丘奖励了逃兵，鲁国人就容易投降敌人，临阵脱逃了。国家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是如此不同，君主既推崇个人的私利行为又谋求国家的利益，一定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

古代苍颉创造文字，把为自己盘算叫做“私”，和“私”相反的叫做“公”。公私的相互对立，那是苍颉本来就知道的了。现在认为公私的利益相同，是没有明察的失误。那么为个人打算，不如去修养品德、研习文学。品德修养好了就会受到信任重用，受到信任重用就能接受官职；文学研习好了就可以成为明师，成为明师就可以显贵荣耀。这是个人美满的事。然而没有功劳却能接受官职，没有爵位却能显贵荣耀，如此处理政事，国家就必然混乱，君主就必然有危难。因此互不相容的事是不能并存的。杀敌的受奖赏，同时又推行仁慈厚道的品行；攻克城池的受爵禄，同时又信奉清廉慈爱的学说；加强戒备以预防战乱，同时又赞美宽袍大袖的服饰；富国靠农民，抗敌靠士卒，同时又尊崇文学之士；不用尊君守法的臣民，却供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像这样做，要想把国家治理得强大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养儒、侠，战争发生时用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国家所要用的人，却得不到国家的利益。因此农民和士兵就会荒废他们的职业，游侠和儒生却一天天多起来，这就是社会之所以发生祸乱的原因。

况且社会上所谓的贤人，是指他们有忠贞诚实的行为；所谓智者，是指他们善于深奥玄妙的言辞。深奥玄妙的言辞，就是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把智慧极高的人所难以理解的微妙之言，作为民众的行为规范，民众就无从懂得它。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去追求精美的饭食，连粗布衣服都穿得破破烂烂的人是不会去渴望有刺绣的华丽服装。治理国家的事情，如果急切的事情还没有办好，缓慢的事情就不要急着去办。现在所治理的国家的政事以及民间的常事，那些普通男女都明白易知的道理不被运用，却去羡慕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论，这就违反了治国的原则。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不是普通民众所追求的。至于看重忠贞诚实的行为，就必然会尊重不搞欺骗的人；其实不搞欺骗的人，也没有让人不搞欺骗的办法。平民相互结交，没有丰厚的财物互相利用，也没有什么权势互相威胁，所以才寻求不搞欺骗的人。现在君主有着控制人的权势，拥有一国的财富，掌握重赏严罚的大权，可以很好地处理用术所洞察的问题，即使有田常、子罕一类的臣子，也不敢进行欺骗了，为什么要等待忠诚不欺的人呢？今天忠贞诚信的人太少了，而国内所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诚信的人，那么能做官的人就不够官职所需的人数。人数不够官职所需，那么能够把政事办好的人就很少，而把政事搞乱的人就很多。因此，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是，专一地用法而不追求用智，坚定地用术而不崇尚诚信，这样法治就不会败坏，群臣也就不会有奸诈的行为了。

现在的君主对于言谈，只喜欢它的巧言善辩而不管它的内容是否适当；用人做事，只欣赏他的虚名而不责求他办事的功效。因此天下的民众，那些擅长辞令的人都致力于巧言善辩而不考虑是否实用，所以导致称引先王、大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国家的政事就难免不混乱；那些注重道德修养的人都竞相标榜清高，而不符#-666ff;国家的事功，所以有智慧的人都隐居深山，归还君主给他的俸禄而不愿意接受，致使国家的兵力难免不被削弱。国家的兵力难免不被削弱，政事就难免不混乱，造成这种局面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尊重的，都是使国家混乱的办法。现在国内的民众都在议论治理国家的问题，收藏商鞅、管仲法家著述的人几乎每家都有，可是国家却越来越贫穷，这是因为空谈农耕的人很多，而实际种地的人很少；国内的民众都在议论#-666kk;事问题，收藏孙子、吴起兵书的人几乎每家都有，可是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软弱，这是因为空谈战争的人很多，而实际上战场的人很少。所以英明的君主使用民众的气力，而不听他们空谈；奖励民众的功劳，而坚决禁止无用的行为。所以民众就会竭尽全力来服从君主。耕地用力是很辛苦的劳作，而老百姓还愿意去干，说：“可以由此富裕起来。”打仗的事情是很危险的，而老百姓仍然愿意去打仗，说：“可以由此显贵。”现在讲求文学从事言谈的人，没有农耕的劳苦而享有财富的实惠，没有打仗的危险却能获得显贵的尊位，那么谁不愿意这样做呢？所以许多人去从事智辩活动，极少的人为国出力。从事智辩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会败坏；为国出力的人少了，国家就会贫穷：这就是社会之所以混乱的原因。

所以英明君主的国家，不用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材；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制止游侠刺客的凶暴举止而鼓励杀敌立功的勇敢行为。这样国内的民众，那些擅长言谈的人一定要遵守法律，从事劳动的人让他们回归到农业生产，表现勇敢的人叫他们全部到#-666kk;队中去服役。因此，太平时国家富有，发生战争则兵力强大，这就叫做称王天下的资本。已经积累了成就王业的资本，又能利用敌国的弱点，那么超过五帝赶上三王，一定得靠这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士民在国内违法乱纪，言谈者在国外造就自己的声势，他们内外一同作恶，要对付强大的敌人，不是也很危险吗！所以那些议论外交大事的群臣，不是属于#-666ff;纵或连横的一#-666bb;，就是对某国怀有报仇的私心，想借助国内的力量进行报复。#-666ff;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的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国；而连横，就是事奉一个强国去攻打许多弱小的国家：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当今主张连横的大臣们都说：“不事奉大国，遇到强敌就会受到祸害。”事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好处，必须先献出本国的地图，呈上国家的印章来求得军事上援助。献出地图，国家的土地就会缩小；献上印章，君主的名声就会降低；国土缩小国家就削弱，君主名声降低政治就混乱了。事奉大国参与连横，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就已丧失了土地，搞乱了政治。主张合纵的大臣们都说：“不去援救小国而攻打大国，就会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国家就危险了，国家危险了，君主的地位也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不一定有实际的好处，且要起兵对抗大国。援救小国不一定能保存小国，对抗大国不一定没有疏失，有疏失就会被强国所制服。出兵打仗军队就会失败，退兵防守城池就会被攻占。援救小国参与合纵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就已丧失了国土，让军队打了败仗。因此，事奉强国，就让那些主张连横的人借助国外势力在国内捞取官职；援救小国，就让那些主张合纵的人借助国内的权势在国外取得好处。国家的利益没有确立，而那些搞连横合纵的人却把封地和厚禄捞到手了；君主的地位降低了，而臣子的地位却尊贵起来；国家的土地被削弱了，权门豪族却富足了。事情成功了，那些纵横家凭借猎取的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了，他们就靠获得的财富隐居起来。君主听取了那些搞合纵连横的臣下的意见，事情还没有办成就给予他们很高的爵位与俸禄；事情失败了也不责罚他们，那么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功名富贵的花言巧语来谋取爵禄，而希望在事败之后侥幸地免除祸害呢？所以国家破灭、君主死亡都是因为听信了那些纵横家的夸夸其谈。这其中的缘故是什么呢？是因为君主#-666dd;不清公与私的利益，没有考察正确与错误的言论，事败之后又不坚决惩罚他们。都说：“搞外交，收效大的可以称王天下，收效小的可以保持安全。”所谓称王天下，就是能攻打别人；所谓保持安全，就是不可能被别人所攻破。强大，就是能进攻别人；安定，就是不可能被别人所攻破。国家的安定强大不能救助于外交活动，只有从搞好内政中取得。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而专门在外交上动脑筋，那是达不到使国家安定强大的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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