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贷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赋，此其蔽也。”予按《后汉》王允曰：“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班固所论，乃所谓“谤”也。此正是迁之微意，凡《史记》次序、说论，皆有所指，不徒为之，班固乃讥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甚不慊。

班固论司马迁所编撰的《史记》，“是非标准和圣#-666aa;的观念颇有抵触，论大道则是先黄、老之学而后才是六经，叙述游侠的事宜则是摒弃了一些隐退的士#-666aa;而专门写奸雄#-666aa;物，叙述工商经济以及相关人物时则推崇势利而耻辱于贫贱，这是司马迁的弊端所在。”我根据《后汉书》对王允的记载说：“汉武帝没有杀司马迁，让他写出了一部诽谤之书，流传于后世。”班固所论述的，乃是所谓的“谤”了，这也是司马迁写史书隐微而不说的用意。凡是《史记》的次序、说论，都是有所指的，并非泛泛而为没有目的，而班固却讥讽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这个论述是非常不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