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作奸，乃致外乱。大言欺君，以寇为玩。

却说安庆宗自发书遣使之后，指望其父入京相会。不想倒就反起来，一时惊惶无措，只得肉袒面缚，诣阙待罪。玄宗怜他是宗室之婿，意欲赦之。杨国忠奏道：“安禄山久蓄异志，陛下不即诛之，致有今日之叛乱。今庆宗乃叛人之子，法不可贷，岂容复留此逆孽以为后患？”玄宗意犹未决，国忠又奏道：“禄山在京时，蒙圣旨使与臣家为亲，平日有恩而无怨，乃无端切齿于臣。杨光翙偶与臣同姓，禄山且迁怒于彼，诱而杀之。庆宗为禄山亲子，陛下若倒赦而不杀，何以服人心？”玄宗乃准其所奏，传旨将安庆宗处死。国忠又劝玄宗并将其妻荣义郡主亦赐自尽。正是：

未将元恶除，先将逆孽去。

他年弑父人，只须一庆绪。

玄宗既诛安庆宗，即下诏暴安禄山之罪，遣将军陈千里往河东简募民兵，随使团结以拒之。其时适有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奏事，玄宗问以讨贼方略，那封常清乃是封德彝之后裔，是个志大言大的人，图的事体轻忽，便率意奏道：“今因承平已久，世不知兵，武备单弱，所以人多畏贼，望风而靡。然事有顺逆，势有奇变，不必过虑。臣请走马赴东京，开府库，发仓廪，召募骁勇，跳马箠渡河，击此逆贼，计日取其首级，献于阙下。”玄宗大喜，遂命以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即日驰驿赴东京，募兵讨贼，听许便宜行事。

说话的，自古道：养兵千日，用在一朝。那兵是平时养着备用的，如何到变起仓卒，才去募兵？又如何才有变乱，便要募兵？难道安禄山有兵，朝廷倒没有了兵么？看官有所不知。原来唐初府兵之制甚妙，分天下为十道，置军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居其半，俱属诸卫管辖，各有名号，而总名为折冲府。凡府兵多寡之数，分上中下三等：一千二百人为上等；一千人为中等；八百人为下等。民自二十岁从军，至六十岁而免，番休有时，征调有法。折冲府都设立木契铜鱼，上下府照，朝廷若有征发，下敕书契鱼，都督郡府参验皆合，然后发遣。凡行兵则甲胄衣装俱自备，国家无养兵之费；罢兵则将归于朝，兵散于野，将帅无握兵之重。其法制最为近古。止因从军之家，不无杂徭之累，后来民渐贫困，府兵多逃亡。张说在朝时，建议另募精壮为长从宿卫兵，名曰彍骑，于是府兵之制日坏，死亡者有司不复点补。府兵调入宿卫者，本卫官将役使之如奴隶；其守边者，亦多为边将虐使，利其死而侵没其赀财，府兵因此尽都逃匿。至李林甫当国，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自是折冲府无兵，空设官吏而已。到天宝年间，并彍骑之制亦皆废坏，其所召募之兵俱系市井无赖子弟，不习兵事；且此时承平已久，议者多谓中国之兵可销，禁约民间挟持兵器。人家子弟有为武官者，父兄摈弃不齿。猛将精兵，多聚于边塞，而西北尤盛。中国全无武备，所谓一旦有变，无兵可用，其势不得不出于召募。盖祖宗之善制，子孙不能修弊补废，振而起之，轻自更张，以致大坏。那安禄山所统兵马，本来众盛；又因番人部落突厥阿布思为回纥所破，禄山诱降其众，所以他的部下兵精马壮，天下莫及。

闲话少说。且言封常清奉诏募兵，星夜驰至东京，动支仓库钱粮，出榜召募勇壮，一时应募者如市，旬日之间募到六万余人。然皆市井白徒，皆非能战之士；又探听得安禄山的兵马强壮，竟是个劲敌，方自悔前日不该大言于朝。今已身当重任，无可推委，只得率众断河阳桥，以为守御之备。玄宗又命卫尉卿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统陈留等十三郡，与封常清互为声援。

禄山兵至灵昌，时值天寒。禄山令军士以长绳连束战船并杂草木，横截河流，一夜冰冻坚厚，似浮梁一般，兵马遂乘此渡河，陷灵昌郡。贼兵步骑纵横，莫知其数，所过残杀。张介然到陈留才数日，安禄山兵众突至，介然连忙督率民兵，登城守御；怎奈人不习战，民心悔惧，天气又极其苦寒，手足僵冻，不能防守。太守郭纳径自率众开城出降。禄山入城，擒张介然斩于军门。

次日，又探马来报道：“天子诏谕天下，说安禄山反叛，其子安庆宗在京已经伏诛；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有能斩安禄山之头来献者，封以王爵；罪止安禄山一人，余众归顺，俱赦宥不问。”禄山闻知其子安庆宗被杀，大怒，大哭道：“吾有何罪，而杀吾子！”遂纵兵大杀降人，以泄其忿。正是：

身亲为叛逆，还说吾何罪。

迁怒杀无辜，罪更增百倍。

陈留失守、张介然被害之信报到京师，举朝震恐。玄宗临朝，面谕杨国忠与众官道：“卿等都说安禄山之叛不足为虑，易于扑灭。今乃攻城夺地，斩将残民，势甚猖獗。此正劲敌，何可容轻？朕今老矣，岂可贻此患于后人？今当使皇太子监国，朕亲自统领六师，躬自出征，务灭此贼！卿等可速共议亲征方略具奏。”正是：

天子欲亲征，太子将监国。

奸臣惊破胆，庸臣计无出。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