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既然如此热衷于周礼，那么他对周礼作一些加工修订的工作，按照他的理想使之更加严密和完善，并把他认为重要的礼用文字记载下来，作为教育弟子的教材，就是很自然的事。《孔子世家》载晏婴批评孔子说：“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可见周礼到了孔子手里，是被加工得更加细密繁琐了。这里说“殚其学”，“究其礼”，可见孔子已经有了一套自成体系的礼学。《史记·儒林列传》曰：“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有学者认为，这里上文用的是“论”，下文用的是“修”，措辞不同，说明所做的工作也不一样。其实，这里的“论”和“修”，是用的“参互见义”的书例（参见江藩《经解入门·古书疑例》），都说的是修订编次的意思。《孔子世家》说：“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司马迁在这里只用了一个“修”字，就是明证。我们再看《礼记·杂记下》中的一条材料：

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

孺悲所“书”的《士丧礼》，其内容不只限于今本《仪礼》的《士丧礼》，而是包括全部有关士的丧礼。据沈文倬先生说，它应该包括《仪礼》中《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和《丧服》四篇的内容（《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下，载《文史》第十六辑），这是说得很正确的。可见孺悲所书的这四篇丧礼是直接来自孔子。《杂记下》的这条材料可以说明以下几点。一、孔子确曾用他关于礼的学问来教育学生，不过孺悲奉鲁哀公之命只跟孔子学了士丧礼。二、礼是很容易被忘记的，所以孺悲要乘学习的同时，或刚学之后印象深刻的时候，赶快把所学的内容“书”下来，以备遗忘。“三年不为礼，礼必坏”（《论语·阳货》）。丧礼不可能三年内必有行用的机会，如果不用文字记载下来，那就必坏无疑了。三、古代的书写条件差，不像现在，学生学习都有教材。关于礼的教材，孔子那里只能有一份自编的底本，孔子给学生讲授时，要靠学生用心记，再通过演习来加以巩固，最后再整理记录下来，就像孺悲那样。这种情况，直到汉朝经师们传经还是如此。所以这里说“《士丧礼》于是乎书”，决不能反证孔子那里就没有书。

孔子所编定的用作教材的《礼》，就是《仪礼》的初本。至于当初孔子究竟选定了哪些礼来用作教材，今已不可得知。但可以肯定，它必包括今本《仪礼》而又远不止今本《仪礼》的十七篇。

据《孔子世家》说，孔子在离开鲁国十四年之后，又返回到鲁国，然后“追迹三代之礼”，从事“编次”的工作，“故《书传》、《礼记》自孔氏”。此处所谓《礼记》，就是指的《礼》，也就是《仪礼》，前已言之。这就是说，孔子最后编定《礼》，应当是在返鲁之后、去世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据《左传》记载，孔子返鲁是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而去世是在哀公十六年（前479）。这个时候，正当春秋末期。

说今本《仪礼》最初是由孔子在春秋末期编定的，这个成书时间，我们还可从《仪礼》中找到一个内证。

今本《仪礼》中所载器物名称，有敦，也有簋。但是《仪礼》中的“敦”、“簋”二字是不分的，即都是指的敦。《聘礼》、《公食大夫礼》有“簋”而无“敦”；《士昏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少牢馈食礼》有“敦”而无“簋”；《特牲馈食礼》“敦”字七见而“簋”字一见。《特牲馈食礼》曰：

主妇设两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两，芼，设于豆南，南陈（见第7节）。

又曰：

筵对席。佐食分簋、（见第20节）。

此处所分之簋，即前所设之两敦。故郑《注》曰：“分簋者，分敦黍于会为对也。”关于这个问题，容庚在其所著《商周彝器通论》中，还做过专门的考证，并得出《仪礼》中“‘敦’‘簋’为一字”的结论（见台湾通大书局1983年版，第32—34页）。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敦”“簋”不分的情形呢？这就与这两种器物本身的兴衰有关了。簋的出现较早，主要盛行于西周，到春秋中晚期已经不大行用了，到战国时期，已基本退出了青铜礼器的系列。而敦的出现较晚，主要盛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参见《商周彝器通论》第439、441页，及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第二章第四节）。簋和敦都是食器，用以盛黍稷等。春秋晚期，正是这两种器物兴衰交替的时期：簋已基本不见行用，而敦却正盛行。如前所说，孔子修订礼，是要用它来救世的，是要人们去实行的，所以行礼中所用的器物，即所谓礼器，必须是当时盛行之物。西周时期盛行的簋在当时既已不甚行用，而敦正盛行，那么孔子在修订礼的时候，把原来礼仪中规定用簋的地方改换成敦，就是很自然的事。但器物改了，而器物名称的用字则可能改之未尽（《仪礼》中“敦”字凡二十三见，而“簋”字八见）。然而这种改之未尽的情况，却正好留下了《礼》最初编定成书的时代的痕迹。

簋与敦虽然都是食器，但器形不同。敦之形如两个半球相合而成，盖与器造型全同，皆各有三足，故盖可仰置于地。敦盖在《仪礼》中叫做会，所以《仪礼》中凡设敦，皆有“启会”（揭开敦盖）而仰置于地的仪节，《特牲馈食礼》中更有用所启之会来分取敦黍（即上所引“佐食分簋”）的仪节。簋的盖则浅而无足，不可用以盛食物。可见在簋盛行而敦尚未出现的西周，是不可能有启会、分簋（敦）之类的仪节。由此也可以证明，《仪礼》中凡有关敦的使用的仪节，都是孔子修订礼的时候增加进去的，此孔子修礼之可考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