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子诚寻父多年，无意中忽然相遇，这和宋代朱寿昌寻母的事情相同，好像都有神帮助，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但是，正是因为他们的精诚到了极点，才使神灵受到感动，所以，要说这是靠他们的人力，也是可以的。

引用古书上的话作论据，应当以经典为依据；其他的各家杂说，只能供参考斟酌而已，不能一一都当作定论。《汉书·五行志》把一胎生三个男孩当作人体的妖异现象，认为这是母亲的气血强盛的缘故，所以是不吉祥的征兆。然而周成王的八个贤能之士，是四对双胞胎，圣人们也不认为他们是妖异，这又怎么解释呢？天地的气息交通感应，孕育出万物。并不是地单独能生出万物；男女的精血融汇孕育成胎儿，并不是女子能单独生出孩子。如果三个孩子是这个女子未与丈夫结合而生下的，那么说是人妖是可以的；

【原文】

既为有父之子，则父气亦盛可知，何独以为阴盛阳衰乎？循是以推，则嘉禾专车，异亩同颖，见于《书序》者，亦将谓地气大盛乎？大抵《洪范》五行，说多穿凿，而此条之难通为尤甚，不得以源出伏胜，遂以传为经。国家典制，凡一产三男，皆予赏赉。一扫曲学之陋说，真千古定议矣。余修《续文献通考》，于“祥异考”中，变马氏之例，削去此门，遵功令也。癸丑七月草此书成，适仪曹以题赏一产三男本稿请署。偶与论此，因附记于书末。

河间先生典校秘书廿馀年，学问文章，名满天下。而天性孤峭，不甚喜交游。退食之馀，焚香扫地，杜门著述而已。年近七十，不复以词赋经心，惟时时追录旧闻，以消闲送老。初作《滦阳消夏录》，又作《如是我闻》，又作《槐西杂志》，皆已为坊贾刊行。今岁夏秋之间，又笔记四卷，取庄子语题曰“姑妄听之”。以前三书，甫经脱稿，即为钞胥私写去。脱文误字，往往而有，故此书特付时彦校之。

时彦尝谓先生诸书，虽托诸小说，而义存劝戒，无一非典型之言，此天下之所知也。至于辨析名理，妙极精微；引据古义，具有根柢，则学问见焉。叙述剪裁，贯穿映带，如云容水态，迥出天机，则文章亦见焉。读者或未必尽知也。第曰：“先生出其馀技，以笔墨游戏耳。”然则视先生之书去小说几何哉？

【翻译】

既然他们是有父亲的孩子，他们父亲的气血显然也很强盛，怎么能认为这只是阴盛阳衰的表现呢？照此类推，特大的稻穗可单独装满一辆车子，分别生长在两垄地上的谷物结穗却连成一体等等，像这些相传是孔子作的《书序》中记载的情况，也要说是地气太盛么？大体说来，《洪范五行》的说法，大多属于穿凿附会，而这一条尤其说不通，我们不能因为它是由汉初伏胜传下来的，就把其实属于传说的东西当作经典。清朝的典章制度，凡是一胎三个男孩的，官府都给予赏赐奖励。这个制度一举扫清了一些不通达的学究迂腐浅陋说法，真可谓是千古定议。我编纂《续文献通考》时，在“祥异考”这一部分中，改变了马端临编《文献通考》的体例，取消了这个类别，就是为了遵循朝廷的制度。乾隆癸丑年七月，我这本书刚刚写完，碰上礼部官员拿来报请一胎生三男的奏稿让我签署，偶尔与他们讨论这个问题，附记在这本书的末尾。

河间先生纪昀主持校勘皇家秘籍二十多年，他的学问和文章名满天下。但是为人天性孤高严厉，不太喜欢结交朋友。公务之馀，不过是焚香扫地，关门写书罢了。年近七十岁了，就不再用那些词赋烦心，只是经常追记、补写一些旧闻轶事，用来消遣打发时间养老。最初写了《滦阳消夏录》，又写了《如是我闻》，再写《槐西杂志》，都已经被刻坊书商出版发行了。今年夏秋之际，又写下了四卷书，取用庄子的话“姑妄听之”作为题目。因为之前的三本书，还没有脱稿，就被那些钞胥私下里抄去了。这样的版本字句遗漏和错别字都很多，因此《姑妄听之》这本书特意交给盛时彦校对。

我曾经说过，先生写的书，虽然是以小说的形式，但是其主要意义是勉励告诫，没有一句不是经典的见解，这是天下众所周知的。至于文中辨析名理，精深微妙；引经据典，都有凭有据，这就显示了纪昀先生的知识广泛。对事件的叙述和对材料的取舍安排，记叙结构的连贯性，描写景物相互映衬，如同行云流水般流畅自然，又突出了事物的真谛，显示了著作功底。这些读者也许就不一定都知道了。也许会有人说：“先生只是用他的业馀技能，用笔墨文字娱乐罢了。”然而这样再看先生的书和小说有多大差别呢？

【原文】

夫著书必取镕经义，而后宗旨正；必参酌史裁，而后条理明；必博涉诸子百家，而后变化尽。譬大匠之造宫室，千楹广厦，与数椽小筑，其结构一也。故不明著书之理者，虽诂经评史，不杂则陋；明著书之理者，虽稗官脞记，亦具有体例。

先生尝曰：“《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干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伶玄之传，得诸樊，故猥琐具详；元稹之记，出于自述，故约略梗概。杨升庵伪撰《秘辛》，尚知此意，升庵多见古书故也。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惟此二事，则夏虫不免疑冰。刘舍人云：‘滔滔前世，既洗予闻；渺渺来修，谅尘彼观。’心知其意，倘有人乎？”

因先生之言，以读先生之书，如叠矩重规，毫厘不失，灼然与才子之笔，分路而扬镳。自喜区区私议，尚得窥先生涯涘也。因附记于末，以告世之读先生书者。乾隆癸丑十一月，门人盛时彦谨跋。

【翻译】

著书立说必须引经据典并且融会贯通，这样之后才能有正确的主旨思想；必须参考史事精心裁断，这样文章才能条理明晰；必须博览群书知晓诸子百家，这样才能变化无穷。就像建筑大师建造宫殿，千根柱子的大楼，和几根房梁的小房子，它们的结构是一样的。所以不懂得撰写著作道理的人，就是解释评论经史典籍，不是杂乱就是粗陋；懂得撰写著作道理的人，就算只是写小说野史或是杂谈琐议，也会很有条理章法。

纪昀先生曾经说过：“《聊斋志异》盛行一时，但是这是才子的文笔，不是著书立说人的风格。虞初之后，干宝之前，这个时期的古代小说大多失传了。小说中能找到的完整版本，只有刘敬叔的《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一类。《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一类。《太平广记》，这些故事是按类汇总，所以可以一起收录。现在这一本书同时兼有几种体裁，这是难以理解的。小说是记录奇闻轶事的，属于纪实叙事的，不比戏曲中的对白情节，可以随心所欲修饰虚构。伶玄写的《赵飞燕外传》，因为是根据樊 的故事，所以庸俗猥琐的事情都很详细；元稹写的《莺莺传》，是对自身经历的描写，所以简略得只有个框架。杨升庵编造《秘辛》，尚且知道要记实，是因为升庵看古书看得多。时下的《聊斋志异》，那些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致入微曲折离奇，摹绘得活灵活现。如果是自己的经历，似乎没有自我宣扬这个道理；如果是代言别人的经历，那么作者又是从哪里听来看来的呢？难以理解啊。留仙的才华，我实在是比不上万分之一；只不过这两个疑惑，不免像《庄子·秋水》中的夏虫疑冰那样见识浅陋。刘舍人曾经说过：‘滔滔前世，既洗予闻；渺渺来修，谅尘彼观。’能够理解他的深意的，还有这样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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