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论曰：古之帝王所以笃化美俗，率民为善，因其自然而不夺其情，民犹有不及者，而况毁礼止哀，灭其天性乎！

十二月，高句丽王宫率马韩、貊数千骑围玄菟。夫馀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与州郡并力讨破之。是岁，宫死，子遂成立。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丧，发兵击之，议者皆以为可许。陈忠曰：“宫前桀黠，光不能讨，死而击之，非义也。宜遣使吊问，因责让前罪，赦不加诛，取其后善。”帝从之。

延光元年（壬戌，公元122年）

春三月丙午，改元，赦天下。

护羌校尉马贤追击麻奴，到湟中，破之，种众散遁。

夏四月，京师、郡国四十一雨雹，河西雹大者如斗。

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数纠发奸恶，怨者诈作玺书，谴责焕、光，赐以欧刀，又下辽东都尉庞奋，使速行刑。奋即斩光，收焕。焕欲自杀，其子绲疑诏文有异，止焕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恶，实无他故。必是凶人妄诈，规肆奸毒。愿以事自上，甘罪无晚。”焕从其言，上书自讼，果诈者所为。征奋，抵罪。

癸巳，司空陈褒免。五月庚戌，宗正彭城刘授为司空。

己巳，封河间孝王子德为安平王，嗣乐成靖王后。

六月，郡国蝗。

秋七月癸卯，京师及郡国十三地震。

高句丽王遂成还汉生口，诣玄菟降，其后貊率服，东垂少事。

虔人羌与上郡胡反，度辽将军耿夔击破之。

八月，阳陵园寝火。

九月甲戌，郡国二十七地震。

鲜卑既累杀郡守，胆气转盛，控弦数万骑。冬十月，复寇雁门、定襄。十一月，寇太原。

烧当羌麻奴饥困，将种众诣汉阳太守耿种降。

是岁，京师及郡国二十七雨水。

帝数遣黄门常侍及中使伯荣往来甘陵。尚书仆射陈忠上疏曰：“今天心未得，隔并屡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滨，海水盆溢；兖、豫蝗蝝滋生；荆、扬稻收俭薄；并、凉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虚匮。陛下以不得亲奉孝德皇园庙，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轩骈马，相望道路，可谓孝至矣。然臣窃闻使者所过，威权翕赫，震动郡县，王、侯、二千石至为伯荣独拜车下。发民修道，缮理亭传，多设储偫，征役无度，老弱相随，动有万计，赂遗仆从，人数百匹，顿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间托叔父之属，清河有陵庙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为伯荣屈节车下，陛下不问，必以为陛下欲其然也。伯荣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柄，在于臣妾，水灾之发，必起于此。昔韩嫣托副车之乘，受驰视之使，江都误为一拜，而嫣受欧刀之诛。臣愿明主严天元之尊，正乾刚之位，不宜复令女使干错万机。重察左右，得无石显漏泄之奸？尚书纳言，得无赵昌谮崇之诈？公卿大臣，得无朱博阿傅之援？外属近戚，得无王凤害商之谋？若国政一由帝命，王事每决于己，则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当霁止，四方众异不能为害。”书奏，不省。

时三府任轻，机事专委尚书，而灾眚变咎，辄切免三公，陈忠上疏曰：“汉兴旧事，丞相所请，靡有不听。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陵迟以来，其渐久矣。臣忠心常独不安。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陈褒，今者灾异，复欲切让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诚。故知是非之分，较然有归矣。又尚书决事，多违故典，罪法无例，诋欺为先，文惨言丑，有乖章宪。宜责求其意，割而勿听，上顺国典，下防威福，置方员于规矩，审轻重于衡石，诚国家之典，万世之法也！”

汝南太守山阳王龚，政崇宽和，好才爱士。以袁阆为功曹，引进郡人黄宪、陈蕃等。宪虽不屈，蕃遂就吏。阆不修异操而致名当时，蕃性气高明，龚皆礼之，由是群士莫不归心。

宪世贫贱，父为牛医。颍川荀淑至慎阳，遇宪于逆旅，时年十四，淑竦然异之，揖与语，移日不能去。谓宪曰：“子，吾之师表也。”既而前至袁阆所，未及劳问，逆曰：“子国有颜子，宁识之乎？”阆曰：“见吾叔度耶？”是时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见宪未尝不正容，及归，罔然若有失也。其母问曰：“汝复从牛医儿来邪？”对曰：“良不见叔度，自以为无不及，既睹其人，则瞻之在前，忽然在后，固难得而测矣。”陈蕃及同郡周举常相谓曰：“时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游汝南。先过袁阆，不宿而退。进，往从宪，累日方还。或以问泰，曰：“奉高之器，譬诸氿滥，虽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宪初举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劝其仕，宪亦不拒之，暂到京师，即还，竟无所就，年四十八终。

范晔论曰：黄宪言论风旨，无所传闻。然士君子见之者靡不服深远，去玭吝，将以道周性全，无德而称乎？余曾祖穆侯以为：“宪，然其处顺，渊乎其似道，浅深莫臻其分，清浊未议其方，若及门于孔氏，其殆庶乎！”

二年（癸亥，公元123年）

春正月，旄牛夷反，益州刺史张乔击破之。

夏四月戊子，爵乳母王圣为野王君。

北匈奴连与车师入寇河西，议者欲复闭玉门、阳关以绝其患。敦煌太守张珰上书曰：“臣在京师，亦以为西域宜弃，今亲践其土地，乃知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谨陈西域三策：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后部，此上计也。若不能出兵，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谷食，出据柳中，此中计也。如又不能，则宜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计也。”朝廷下其议。陈忠上疏曰：“西域内附日久，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今北虏已破车师，势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虏财贿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通，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可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议者但念西域绝远，恤之烦费，不见孝武苦心勤劳之意也。方今敦煌孤危，远来告急，复不辅助，内无以慰劳吏民，外无以威示百蛮，蹙国减土，非良计也。臣以为敦煌宜置校尉，按旧增四郡屯兵，以西抚诸国。”帝纳之，于是复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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