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贼加上饥荒，九州各地，此起彼伏，饥馑连年，军队征战不休，赋敛繁多，百姓穷困。削减官吏的俸禄，赖以为生的钱减少，巧取豪夺的财富必然增多，军队在万里以外征战，军饷转输，首尾难以兼顾，徭役沉重，农业劳力不足。亿兆百姓，呼喊苍天，贫苦百姓，辗转于沟壑。如今，按照土地肥瘦计算稼穑收入，每亩地产粮三斛，每斛征收一斗赋税，还不是太多。一年收获，可以有数年的积蓄，即使有徭役，加上奢侈淫靡，皇上向爱幸之臣施予恩惠，也不会耗尽国家财富。不遵循古法，施行轻徭薄赋，一旦出现警讯，一地受灾，既而连续三年，再审计财政亏空，坐视战士以蔬食果腹，路上的饿殍遍野，作为帝王，能这样施政吗？二十税一，是古代貊国的税制，更何况汉施行三十税一？减少官吏的俸禄，用以增加军费，最早缘于秦国征伐崤山以东诸侯，开疆拓土，征伐四夷。汉继承秦制，没有更改，国家动乱的原因，皆在于此。如今，土地没有常主，百姓没有常居，官吏的俸禄只能按日发给，官员的品级没有常法。朝廷应该确定制度，统一标准，租税以十一为标准，更赋照旧。如今的土地可谓地旷人稀，中原的土地还有很多没开垦；尽管如此，仍然要限制兼并，豪门大姓不允许拥有太多土地。地上长草的土地，一律作为官田，有务农能力的百姓，提供给他们耕种。如果听任百姓占有，此后，一定会留下后患。

《法诫篇》讲：

《周礼》有六部经典，《周官》记载的大臣，辅佐周王治理天下。到了春秋，诸侯重视德行，一位上卿辅佐国君。到了战国，还是这样。秦国兼并六国拥有天下，开始设置丞相，以御史大夫为副丞相。从高帝到孝成帝，丞相、御史大夫的设置没有更改。大多数丞相、御史大夫，任职直至退休。汉朝之所以兴盛，官员稳定是一个原因。把朝廷重任放在丞相身上，政事专一。任命多人负责，就会相互推诿，朝政陷入混乱。政令统一，事业发达；朝政混乱，事业停滞。光武帝感叹汉室前几世皇帝大权旁落，愤慨朝中权臣窃取帝命，欲矫枉过正，朝政不下移权臣，虽然设置三公，朝中政事归于尚书台阁。从此以后，三公之职仅为备员。然而，朝政没有及时处理，三公仍然会遭到责备。尤其是朝廷大权下移至外戚手里，皇帝的恩宠遍施于近臣、宦官，这些近臣、宦官又争相任用党徒，重用私人。在朝内，这样的人充斥京师；在朝外，这样的人遍布州郡。这就颠倒了贤愚，导致选贤任能形同虚设。很多无能官员，负责镇守边境，贪赃枉法，虐待边民，导致四夷愤怒，相继叛离。边郡祸乱不断，百姓怨气冲天，阴阳失和，日月星三光失序，异象频繁出现，水旱灾害频仍，螟虫啃食庄稼。这些都是外戚、宦官把持朝政所致。朝廷把责任归于三公，横加叱责、策免，甚至处以死刑。令人呼喊苍天，号啕泣血。在汉代中期，选拔三公，强调清廉、谨慎，能够遵循常规办事。这样做，犹如妇道人家的规矩，乡里人办事的要求，怎么能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任职能力如此，选拔官员也是如此，希望朝廷三公为国家建功立业，为朝廷创立政绩，岂不是南辕北辙？在往昔，文帝对于幸臣邓通可谓至爱，仍然尊重丞相申徒嘉，对邓通严加申斥。皇帝对待幸臣是这样，对身边的小臣，又何须担心？到了近世，外戚、宦官请托之风盛行，如果不能满足要求，就会遭遇不测之祸，执法官员如何纠察、弹劾这些人！从前，任职的官员权力、责任重大，责罚较轻；如今，任职的官员权力较轻，而责任很重。在往昔，贾谊深感绛侯周勃受到的处罚太重，向文帝强调要重视大臣的廉耻。再以后，大臣有罪，以自杀了断，相沿成习。后来继位的皇帝，对此习以为常，没有人明白为何会这样。呜呼，悲哉！左手握着大权，右手却要准备以自刎了结性命。即使愚者，也知道这样做很难，更何况明哲君子！光武帝夺去三公的权力，如今，更有甚者，不给皇后亲属权力，几世皇帝都是这样，皇帝的亲疏变得很微妙。母后的亲属，皇帝身边的近侍，享有权势，变得尊贵，福荫传至万世。历史上因为所用非人，造成祸败，每个朝代都有，陛下仍然没有警惕，真的令人痛心。不如设置丞相，总理政事。如果委任三公，也应该厘清责任。凡在朝中当政者，皇帝不应该与其结成姻亲；一旦结成姻亲，就不应该再当政。如此一来，一旦在位者疲敝百姓、举荐不重用贤者，导致百姓感到不安，争讼不息，灾异频发，人物多妖，可以追究其责任，朝廷予以治罪。

人们常说：朝政放在一人身上，权力太大。答：人才难得，岂可因为权力太大，就放弃人才？在往昔，霍禹、窦宪、邓骘、梁冀之流，借着外戚的权势，操控权柄。及至伏诛被杀，仅凭诏书一封，瞬间将其诛灭，何须畏惧权力太大？如今，朝廷将神明之权，交予近臣，把权力输送外戚，算起来，十世皇帝有八九个都是这样做。不归罪外戚、近臣，却怀疑丞相的权力太大，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评论如下：百家之言，议政者很多，议政的内容，大多归结为固本强基，革除时敝。这些政论家观点不同，有些建议偏颇、杂乱，对于是非的看法众说纷纭，意见相左。我这里故妄论之，当今之世，已经不是上古时赫胥氏、神农氏的世代，人情乖谬，思想复杂，人们的欲望难以得到满足，即使有通晓万事的本领，也不能预判各种情况出现。山川的险峻，不足以研判人心的险恶；世间的俗事，更难以找出详尽的答案。按照常理去做，其实殊途同归，莫不是为了天下太平。人的才能、品行殊异，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夫复何言？明君圣王出世，则会天下太平，普天同庆。至于施舍、安抚之道，并没有什么不同。至于礼仪损益，时代不同，有文、有质，无非交替使用。施政的方法，有些明显，有些隐晦。用兵、祭祀，与古时的理念并无差别。至于皇帝的黄屋左蠹、冠冕御服，会有些变化，然而强调教化，万变不离其宗。像周代的《甫刑》，对公族宽宥，对储君用刑，宽宥、用刑，交错使用，对觊觎皇权的防范，始终如一。这些措施，分流而共源，百虑而一致。一开始矫情，而后就会矫枉。葛屦履霜，其弊端在于太过俭朴；衣冠楚楚，又强调避免奢靡。对诸侯宽厚，还要防止其尾大不掉，诸侯势力太强，则会恃强凌弱。使用严刑峻法，苛政又会招致社会动荡。这些为《诗经·曹风》《诗经·魏风》所讽谏。考察《国风》，了解民情。周室衰微时，正是《国风》中的王朝末世。对于施政者，决定国家兴衰，或繁，或简，要与世代相适应；或猛，或宽，要与问题相匹配。在春秋，刑法镌刻在鼎上，有历史记载。高祖约法三章，贵在能够适应形势。郑国大夫太叔有猛政之美誉，父亲子产去世，国人为之流涕。赵宣子更改法令，以严酷治国，汉初萧规曹随获得赞誉，这些都是因时、因势而变化，有张有弛，可以为后世所效法！数位贤士对于时政的评论，强调得失，提出纠偏，议论多有错谬，更多的是以儒家观点，偏执于一隅之见。重视清静治国者，把这些看作是腐儒之谈；循名求实者，把这些看作是柱下儒生的通病。有些儒生，推崇前代圣王的治国之道，或可施行于当下；有些儒生，引经据典，抛出挽救时弊的良策，或可流芳于后世。言之凿凿，其实并无大用。犹如舟船，不能在陆地上行舟；犹如琴瑟，需要改弦更张。按照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不可仅拘泥于儒家经典，治国理政，终究会有方法，暂且把理论放一放？

赞辞如下：管视好偏，群言难一。救朴虽文，矫迟必疾。举端自理，滞隅则失。详观时蠹，成昭政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