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琬，字子琰，年幼时丧父，黄琬聪明，从小口才就很好。祖父黄琼，起初担任魏郡太守，桓帝建和元年正月，天上出现日食，京师看不到太阳，黄琼向朝廷奏报异象。太后下诏询问，日食被食多少，黄琼思考该如何回答，又难以描述得清楚。黄琬当年七岁，在祖父身边，说：“为何不说日食剩余部分，犹如月牙？”黄琼大惊，即以黄琬的回答奏报太后。从此以后对黄琬特别爱护。后来，黄琼担任司徒，黄琬以三公的孙子受拜为童子郎，黄琬推托身体有病，没有就职，闻名京师。当时，司空盛允有病，黄琼派黄琬前去探视，恰逢江夏郡呈报有关蛮夷贼寇的副本，送到司空府，盛允打开副本看完，与黄琬开玩笑：“江夏郡是一个大邦，可惜蛮夷太多，士人太少。”黄琬拱手回答：“蛮夷危害华夏，责任在司空。”说罢，拂衣辞别。盛允对黄琬的敏捷回答，颇为惊讶。

后来，黄琬升任五官中郎将，陈蕃担任光禄勋，二人惺惺相惜，多次在一起议论时政。按照汉朝制度，光禄勋可以举荐三署郎官，以有功、长期任职、有才华、品德优秀，作为茂才四科举荐。当时，有很多权贵子弟因为朝中有人得到举荐；而家中贫困，胸怀志向的士人，因为贫穷却遭到埋没。京师人为此编出歌谣：“欲找无能之辈，光禄寺茂才皆是。”黄琬、陈蕃同心协力选拔志士仁人，平原郡人刘醇、河东郡人朱山、蜀郡人殷参等，都是以才华、德能兼备，受到举荐。陈蕃、黄琬因此被权贵子弟中伤、诬陷，朝廷将案子交予御史中丞王畅、侍御史刁韪审理。刁韪、王畅素来敬重陈蕃、黄琬，没有构陷二人。桓帝身边的近侍又诬陷王畅、刁韪是朋党。王畅被贬为议郎，陈蕃被免去职务；黄琬、刁韪被终身禁锢。

刁韪（wěi），字子荣，彭城人。后来，陈蕃再次被征召，朝中议事者多为刁韪鸣冤。刁韪受拜为议郎，又担任尚书，在朝中有骨鲠之臣的美誉，又出任鲁国相、东海郡太守。刁韪性情刚烈，有胆识，所任官职受到官吏、百姓称誉，被称为“神人”。刁韪以法律端正自身，家里人从未见过刁韪有怠惰的表现。

黄琬被禁锢近二十年。直到灵帝光和末年，太尉杨赐上疏，推荐黄琬，说黄琬有拨乱反正的才干，朝廷征召黄琬，拜为议郎，擢拔为青州刺史，后来又召回宫中，担任侍中。灵帝中平初年，黄琬出任右扶风，又被召回，受拜为将作大匠、少府、太仆，出任豫州牧。当时，贼寇肆虐，豫州全境残破不堪，黄琬率领军队平叛，名声大震，加上政绩优异，成为天下官员的表率，受赐爵关内侯。

及至董卓在朝中掌权，认为黄琬是名臣，征召黄琬，拜为司徒，转任太尉，封为阳泉乡侯。董卓提议迁都长安，黄琬与司徒杨彪极力反对，劝谏董卓，董卓不听。退朝后，黄琬驳斥迁都之议：“在往昔，周公营建洛邑，以安定天下，光武帝卜筮，定都洛阳，中兴汉室，此乃天之所启，神之所安，大业既然奠定，怎能随意迁都，令天下人惊恐？”大家都害怕董卓，担心董卓盛怒之下会加害黄琬，纷纷劝说。黄琬回答：“在往昔，白公胜在楚国作乱，屈庐甘冒危险，挺身而出；崔杼弒杀国君，齐国相晏婴不惧死亡，拒绝俯首。我虽然不德，也仰慕古人的气节。”结果，黄琬被免职。董卓还是敬畏黄琬有名臣的美誉，又是世家大族，不敢加害。后来，黄琬与杨彪一起受拜为光禄大夫，及至迁都长安，黄琬转任司隶校尉，与司徒王允共谋，欲诛杀董卓。及至董卓部将李傕、郭汜攻破长安，黄琬被捕入狱，死在狱中，享年五十二岁。

评论如下：古时候，诸侯每年要向天子进献士人，若进献的是贤士，受到奖赏，若进献的不是贤士，则受到处罚，甚至遭贬黜。进献的士人，集中在司马府，通过答辩，考察其才能，量才录用，有了官职，就可以享受俸禄。因此，帝王事业是否兴旺，在于得人。官员在任上恪尽职守，辅佐帝王治国理政，这种选用官员的方法，由来已久。汉建国初，高祖下诏，要求地方上举荐贤良、方正，州郡举荐孝廉、秀才，这是向朝廷进献士人的途径。光武中兴以后，又增加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等方面的士人。选拔士人的途径，更加广泛。各种人才，难以裁定，有些人盗世欺名，参加举荐选拔。权门贵戚，请托之风盛行。从左雄任事以来，朝廷选拔官员，提出年龄限制，还要经过考试，虽有不完善之处，还能够因时制宜。黄琼、胡广、张衡、崔瑗等，坚持左雄的选官办法，相互驳议，莫衷一是，循名者强调长处，求实者讥讽才华。在左雄担任尚书时，天下州郡不敢随意举荐官员，十余年间，朝廷获得一批人才，这不正是实事求是，选拔人才的结果？顺帝以幼童即位，继承大统，号令天下，政由己出，懂得知人善任，官员在此期间充分发挥才能，天下士人，莫不仰望。当时，朝廷准备玄纁玉帛，以礼聘请南阳郡人樊英，天子亲自走下寝殿，设置专席，尚书引领至玉寝殿，天子虚心询问朝政得失。以进用贤士为要务，以虚心降己为尊贤，于是乎，乡间隐士、荒村儒生忘记拘谨之礼，摘下拂巾，脱去衽褐，摩拳擦掌，等待朝廷征召，以至于，英才承风，俊杰任事。像李固、周举等，学问渊博，深谋远虑；像左雄、黄琼等，坚持原则，坚守正义；像桓焉、杨厚等，以儒学进身，受到重用；像崔瑗、马融等，以文章，显示才能；像吴佑、苏章、种暠、栾巴，皆为治民的良吏；像庞参、虞诩等，皆为将帅之英才；王龚、张皓虚心纳谏，推举贤士；张纲、杜乔坚持正义，纠察不法之徒，郎縯以阴阳术，谋划周到；张衡以机械术，巧夺天工。洛阳的士人，在当时，颇为兴盛。如果庙堂能够始终如一，采纳这些贤士的良言嘉谋，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干，帷幄之中，包容他们的直言进谏，按照他们的建议行事决策，那么，武帝、宣帝朝的兴旺景象，岂不是又可以再现？《诗经》讲：“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甚为可惜！及至桓帝即位，健硕有德之士，仍然后继有人。像陈蕃、杨秉，在朝中可谓贤能宰相；皇甫规、张奂、段炯，可谓一代名将；王畅、李膺勇于弥补缺失；朱穆、刘陶敢于匡正时弊；郭有道品鉴人物，陈仲弓弘扬教化。其余饱学鸿儒，心胸旷达，高心洁行，激扬风流者，更是不可胜计。然而，汉室衰微，福祚难以延续，文武官员凋零，官员坚持正义，会遭到诛杀，会士人因言获罪，遭到禁锢。前车损毁，后车在途。汉室倾斜，而迟迟未倾覆；堤坝破损，而尚未溃决，莫非就是这些仁人君子，尽心竭力的结果？呜呼！

赞辞如下：雄作纳言，古之八元。举升以汇，越自下蕃。登朝理政，并纾灾昏。琼名夙知，累章国疵。琬亦早秀，位及志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