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年间，郑兴、陈元传授《左氏春秋》。当时，尚书令韩歆上疏，谏言朝廷应为《左氏春秋》设立博士，范升与韩歆争执不下，无果而终。陈元上疏，为《左氏春秋》申辩。此后，朝廷以魏郡人李封为《左氏春秋》博士。有些腐儒冥顽不化，多次在朝堂上争论此事。及至李封去世，光武帝不再听从众人对此事的争论，不再续补博士。

许慎，字叔重，汝南郡召陵县人，为人敦厚。年轻时，许慎读了很多古书典籍，马融很欣赏许慎，当时人说：“五经无双许叔重。”后来，许慎在郡府担任功曹，被举荐为孝廉，两次升迁，担任洨县长，在家中去世。

最初，许慎认为《五经》对于人物的褒贬有很多不同处，许慎撰写《五经异义》，又著述《说文解字》十四篇，均流传于后世。

蔡玄，字叔陵，汝南郡南顿县人，通晓《五经》，有学生上千人，登记在册的学生，有一万六千人。朝廷、州郡征召，蔡玄一概谢绝。顺帝特地下诏，拜蔡玄为议郎，蔡玄进宫，为顺帝侍讲《五经》异同，颇符合顺帝的心意，后来担任侍中，出任弘农郡太守，在任上去世。

评论如下：自从光武中兴，战事停息，天下学子莫不专心于经学，尊儒崇教之风蔚然兴起。学子们穿着儒服，言必称先王，徜徉于庠序，各种各样的私塾学校，遍布于大小乡邑。追求经术学问的学子，不远万里，访求名师求学，学校修建得愈来愈漂亮。带着束脩来学习的学生，动辄成千上百。至于宿儒名师，有高义之称的学者，开门教授学生，编列在学籍的学生，甚至有万人之多。人人都说是师传祖法，不免有滥竽充数之辈混杂期间。有些学者，分门立户，以自己的学术思想，分庭抗礼，树立朋党，标新立异。对于儒学经典的解释，更是烦琐，对于章句的注解，穿凿附会，以迎合一家之言。扬雄讽刺道：“今日之学者，不仅在研究经学上辞藻华丽，而且还有所创新。”经书义理无二，义归有宗，饱学儒士不肯随意增减，通学儒士对这种随意注解，莫不嗤之以鼻，正像扬雄讲的“各门学派，各习其师”。那些通过经学考试，逐渐成名的高士，把经学理论进一步发展，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大多数儒生，都是拘泥于章句解读。然而，儒生开口就是仁义道德，教授学生的，也都认为是在传授圣人理法。读书人懂得“君臣父子之纲”，居家者也能讲一些“改邪归正之理”。

桓帝、灵帝年间，君臣之道已经偏离正道，朝纲陵替多次出现危机，读书人中，中智以下的士人莫不在观望，天下已呈分崩离析之态。朝廷官员，执掌权柄的大臣，也在窥伺时机；天下俊杰，跃跃欲试。碍于儒生高谈阔论之经义，仍不敢以图侥幸，一旦有人诵读先王圣训，那些妄图谋逆者，就会有所收敛。譬如张温、皇甫嵩等，平定叛乱的功劳很大，其声望影响四海，无论有何等野心，哪怕俯仰顾盼间即可倾覆汉室，依然鞠躬尽瘁，在昏庸的皇权下，忍辱负重，领受诏命，解散聚集的军队，以纪律相约束，毫无怨言。及至汉室气数已尽，人神共愤，后来崛起的英雄，无论如何呼风唤雨，趁着汉室衰微之际，也只能以“禅让”结束汉室福祚。考察汉室衰微的整个过程，苟延残喘数十年，方才寿终正寝，这不正是儒学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吗？因此说，先圣著作经典，后世学者勉力培养弟子，儒学教化之功，不可小觑。不遵循《春秋》行事，谋逆、弑杀的行为，将会比比皆是，儒学倡导的宗旨，仍在发挥作用！

赞辞如下：斯文未陵，亦各有承。涂分流别，专门并兴。精疏殊会，通阂相征。千载不作，渊原谁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