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辞如下：有关盐铁政策的讨论，发生在昭帝朝始元年间（公元前86－前81年），在当时，朝廷征召文学贤良士人，咨询治理国家的政策、策略，大家都希望取消郡国中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货物均输，希望朝廷能够重视农业，抑制商业，政府不要与民争利，国家才能够有效地对民众实施教化。御史大夫桑弘羊认为这些政策的制定，对于国家安顿边郡，降服四夷有着经济方面的考虑，是国家的大政方针，不能轻易废弃。在当时，士大夫纷纷诘难，后来又有人将他们的讨论编辑成文。在宣帝朝，汝南郡人桓宽，字次公，研究《公羊春秋》，被举荐为郎官，后来升任为庐江郡太守丞，知识渊博，善于写文章，将当时的盐铁讨论整理成篇，列出条目，这些文章中有辩论、诘难、应答，有数万言之多，桓宽也想从先贤的讨论中，理出治乱的思想，形成独家看法。因此编辑成一部书，在书中写道：“从公卿大夫、贤良文学士人的讨论来看，‘可以说是闻所未闻。’听汝南郡人朱生讲，在当时，俊才贤士纷纷发言，贤良士人有茂陵郡人唐生、文学士人有鲁国人万生等，六十几人汇聚在阙庭，畅谈《六经》要旨，陈述治国方略，探究治乱方法。智者尽其虑，仁者明其法，勇者见其行，辩者骋其辞，各执己见，争论不休，虽然没有将所有的观点都表达出来，也可以从中了解讨论的大致方向。中山国人刘子推大谈王道，试图以此来矫正时弊，返回正道，其举止，彬彬有礼，其言辞，引经据典，如同弘博君子。九江郡人祝生讲起话来，慷慨激昂，如春秋时卫国大夫史鱼，抒节操，发愤懑，讥公卿，率性豪放，讲起道理来，不屈不挠，可谓是不畏惧官僚权势。桑弘羊大夫根据时政需要，权衡利弊，懂得变通，制定符合实际的经济政策，虽然在经学中找不出依据，先贤的论著中找不到解释，但桑弘羊是一位博学通达的士人。身居朝中要职，手中掌握权柄，不拘泥于古人的观点，遵循的是对国家是否有利，桑弘羊在朝中的职务，本来不是他应该所处的位置，所推行的经济政策，又难以被世俗所接受，再加上行为中，暴露出牟利的本性，最终落得一个灭族的下场。丞相车千秋的位置，可以与古人伊尹、吕尚相提并论，身处在朝廷的中枢显位，却始终保持缄默，闭口不言，因此得以全身而退。这样做事情行吗！行吗！作为丞相、御史大夫，两府中的士人，身处在朝廷授予的尊位，不能够坚持正确意见，辅佐丞相，同类相聚，同行相求，阿意苟合，取悦上司，‘斗筲之徒，何足道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