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初笔》卷二《汉采众议》考论汉史，贾捐之等以郎、大夫之微，排斥公卿百官之定议，独陈异说而蒙采纳，可见当时“犹有公道存焉”，洪迈感慨道：“每事皆能如是，天下其有不治乎？”卷五《平津侯》论公孙弘其人虽“意忌内深”，当汉武帝好大喜功之时并未逢君之恶，而能独持异议，誉其“足以为贤相”。卷八《东晋将相》谓东晋能存国百年，其根本原因在于用人，“以国事付一相，而不贰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轻其权”，文臣武将各得其宜，并直率批评朝廷用兵“忽去忽来，兵不适将，将不适兵”之弊。卷九《陈轸之说疏》批评战国纵横家趋一时之利而不顾是非正义，《范增非人杰》否定范增为人杰之说，胪列史事，证其为战国纵横家之余，实一见利忘义之辈耳。卷十二《恭、显议萧望之》，批评当时外戚擅政、宦官专权，人主优柔无决断，是皆国家衰微颠覆之由；《曹操用人》一则，盛赞曹操“知人善任使，实后世之所难及……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谓其无敌于当时，乃是历史必然，非侥幸所以致之。如此之类，其意皆在汲取前代治国的积极举措，探索王朝兴衰规律，考察历史人物功过是非，以为当代治国为政之镜鉴。

又如卷五《韩信、周瑜》：

世言韩信伐赵，赵广武君请以奇兵塞井陉口，绝其粮道，成安君不听。信使间人窥知其不用广武君策，还报，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遂胜赵。使广武计行，信且成禽，信盖自言之矣。周瑜拒曹公于赤壁，部将黄盖献火攻之策，会东南风急，悉烧操船，军遂败。使天无大风，黄盖不进计，则瑜未必胜。

是二说者，皆不善观人者也。夫以韩信敌陈馀，犹以猛虎当羊豕尔。信与汉王语，请北举燕、赵，正使井陉不得进，必有它奇策矣。其与广武君言曰：“向使成安君听子计，仆亦禽矣。”盖谦以求言之词也。方孙权问计于周瑜，瑜已言：“操冒行四患，将军禽之宜在今日。”刘备见瑜，恨其兵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正使无火攻之说，其必有以制胜矣。不然，何以为信、瑜！

这里指出韩信、周瑜之所以能克敌制胜，关键不在于史书所强调的那些偶然因素，而是其身为名将之对于全局大势的准确把握和据以应对的韬略奇策，其识见胸襟才是成就一代名将的根本，是可谓真知韩信、周瑜者。所谓“善观人者”，视作洪迈自许之言，不为过誉。

再如卷十《战国自取亡》：

秦以关中之地，日夜东猎六国，百有余年，悉禽灭之。虽云得地利，善为兵，故四世有胜，以予考之，实六国自有以致之也。

韩、燕弱小，置不足论。彼四国者，魏以惠王而衰，齐以闵王而衰，楚以怀王而衰，赵以孝成王而衰，皆本于好兵贪地之故。魏承文侯、武侯之后，表里山河，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而惠王数伐韩、赵，志吞邯郸，挫败于齐，军覆子死，卒之为秦所困，国日以蹙，失河西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数世不振，讫于殄国。闵王承威、宣之后，山东之建国莫强焉。而狃于伐宋之利，南侵楚，西侵三晋，欲并二周为天子，遂为燕所屠。虽赖田单之力，得复亡城，子孙沮气，孑孑自保，终堕秦计，束手为虏。怀王贪商於六百里，受诈张仪，失其名都，丧其甲士，不能取偿，身遭囚辱以死。赵以上党之地，代韩受兵，利令智昏，轻用民死，同日坑于长平者过四十万，几于社稷为墟，幸不即亡，终以不免。此四国之君，苟为保境睦邻，畏天自守，秦虽强大，岂能加我哉！

此论六国之亡，根本都在于“好兵贪地”，自取灭亡，如何可以避免这种结局？关键要做到“保境睦邻，畏天自守”，果能如此，即使面对强国亦不足惧。

又卷十六《一世人材》：

一世人材，自可给一世之用。苟有以致之，无问其取士之门如何也。今之议者，多以科举经义、诗赋为言，以为诗赋浮华无根柢，不能致实学，故其说常右经而左赋。是不然。成周之时，下及列国，皆官人以世。周之刘、单、召、甘，晋之韩、赵、荀、魏，齐之高、国、陈、鲍，卫之孙、宁、孔、石，宋之华、向、皇、乐，郑之罕、驷、国、游，鲁之季、孟、臧、展，楚之斗、 蒍、申、屈，皆世不乏贤，与国终毕。汉以经术及察举，魏、晋以州乡中正，东晋、宋、齐以门地，唐及本朝以进士，而参之以任子，皆足以尽一时之才。则所谓科目，特借以为梯阶耳，经义、诗赋，不问可也。

时代不同，选人用人的方式和手段也就大不相同，取士之法，并无定法，要在因时应事，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而非纸上谈兵，坐而论道。洪迈能识古今之变，不拘成说，见解宏通。

以上所论只鳞片爪，略窥洪氏学术堂庑之一隅而已。洪迈之学庭院深深，在宋代学术史上高视阔步，气度不凡，前人之述备矣。晚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卷八云：“（南宋）诸家当理学盛行之时，不务为心性空谈，独为根柢实学，于以箴陋砭荒，厥功甚伟。洪氏此书，尤俭岁之粱稷，寒年之纤纩。”张舜徽先生《论宋代学者治学的广阔规模及替后世学术界所开辟的途径》一文中则说得更透彻些：

人们每一提到宋代学术，便毫不例外地以理学为中心，以为空谈心性，可以概宋代学术之全。……其实，宋代学者气象博大，学术途径至广，治学方法至密，举凡清代朴学家所矜为条理缜密、义据湛深的整理旧学的方式与方法，悉不能超越宋代学者治学的范围，并且每门学问的讲求，都已由宋代学者们创辟了途径，准备了条件。宋代学者的这种功绩，应该在中国学术史上大书特书，而不容忽视和湮没的。

这段话，用来评价洪迈和他的《容斋随笔》，是很允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