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吾国二十余部纪传体史书中，论者均推前四史为冠冕。在前四史中，《史记》、《汉书》之后，即是西晋陈寿所撰的《三国志》，而范晔《后汉书》作于南朝刘宋时，尚在《三国志》后一百余年，所以《三国志》可以说是紧承《史记》、《汉书》之后的一部史学名著。《晋书·陈寿传论》谓：“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自斯以降，分明竞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四川南充市）人。生于蜀汉建兴十一年（公元233年）癸丑，卒于晋惠帝元康七年（公元297年）丁巳，年六十五岁。

陈寿少时受学于同郡史学家谯周，“聪慧敏识，属文富艳”（《华阳国志》卷十一《陈寿传》）。在蜀汉时，陈寿出仕为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当时宦者黄皓专权，许多朝臣都谄附他，陈寿独不然，所以屡被谴黜。

公元263年，蜀汉为曹魏所灭，这时陈寿三十一岁。两年之后，司马炎夺取曹魏政权，建立晋朝，是为晋武帝。先是陈寿居父丧时，有病，使侍婢调治药丸，当时人认为此事触犯封建礼教，加以贬责，因此，蜀汉灭亡之后，陈寿沉废累年。后来司空张华欣赏陈寿的才华，替他辩护，于是陈寿被举为孝廉，做佐著作郎，又迁著作郎，出补平阳侯相。陈寿为著作郎时，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奏使陈寿定蜀丞相诸葛亮故事。陈寿将诸葛亮的著作“删除复重，随类相从”，于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 274 年）在平阳侯相任上时，编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奏于朝廷，并作了一篇表。表中对诸葛亮作了公允的评价，既称赞其“逸群之才，英霸之器”，同时也指出，他“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表中又说，诸葛亮的“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不久，他又入为著作郎。陈寿为佐著作郎及著作郎时，都兼本郡中正。

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 280 年），晋灭吴。自汉末以来，分崩离析者前后约九十年，至此复归统一。这时陈寿四十八岁，他开始整理三国史事，著《魏书》、《蜀书》、《吴书》共六十五篇，称为《三国志》。张华看到这部书，很欣赏，将荐举陈寿为中书郎。权臣荀勖嫉妒张华，因此也不喜欢陈寿，授意吏部迁陈寿为长广太守。陈寿以母老为借口，辞官不就。镇南大将军杜预表荐陈寿为散骑侍郎，朝廷任命他为治书侍御史。他奏上《官司论》七篇，依据典故，议所因革。后来因母死丁忧去职。他母亲临死时，遗言葬于洛阳，陈寿遵照办理。当时清议认为陈寿不以母丧归葬于蜀中故乡是不对的，于是又遭到贬议。数年之后，起为太子中庶子，还未就职，就病死了。西晋时，朝政腐败，权贵恣肆，陈寿才学出众，以蜀中文士出仕中朝，其受到排挤是很自然的；而蜀中文士与陈寿同时入洛者，不乏才俊，如寿良、李骧等，又与陈寿情好不终，常相诋议（《华阳国志》卷十一《王化传》、《陈寿传》、《李宓传》），也增加了陈寿仕途的坎坷。所以陈寿终身仕宦不得志。《华阳国志·陈寿传》说：“位望不充其才，当时冤之。”

陈寿之所以能撰写《三国志》这样的不朽名著，并非偶然。他在史学方面早就有深厚的修养。陈寿师事同郡谯周，谯周是一位博学的人，曾著《古史考》。在谯周的教导之下，陈寿从少时起，就喜欢读古代历史名著如《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了解撰写史书的方法、义例、别裁、通识。后来他自己撰写史书，先从地方史做起。自东汉初以来，蜀郡郑伯邑、赵彦信，汉中陈申伯、祝元灵，广汉王文表等，都是博学洽闻，留心乡邦人物的，曾作《巴蜀耆旧传》。陈寿认为他们的著作还有不足之处，于是除巴、蜀外，又包括汉中，撰《益部耆旧传》十篇。此外，他又撰《古国志》五十篇，品藻典雅，而最精心结撰的则是《三国志》。《益部耆旧传》与《古国志》都已亡佚了，只有《三国志》流传下来。

在陈寿撰著《三国志》之前，魏、吴两国都有官修的史书。魏文帝、明帝时，曾命卫觊、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后又命韦诞、应璩、王沈、阮籍、孙该、傅玄等共撰定，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卷，“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孙吴时，亦曾命韦曜（即韦昭）、周昭、薛莹、梁广、华覈等撰述《吴书》，韦曜独终其业，定为五十五卷。魏鱼豢又曾私撰《魏略》，事止明帝。（以上均据《史通》卷十二《正史》篇。按卢弼《集解》引张鹏一说，谓鱼豢《魏略》所记，讫于陈留王奂时。）这些，都是陈寿所参考依据的资料。当然，除此之外，陈寿还可能多方采访。至于蜀汉，因为未置史官，无有撰述，所以蜀汉史事，更有赖于陈寿的殷勤搜集。陈寿原是蜀人，对于故国文献，向来留意，在撰著《三国志》之前，曾奉命定《诸葛亮故事》，后来编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所以是具备有利条件的。《三国志》撰成后，当时见到稿本的人都很赞赏，“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张华比之于司马迁、班固，并且对陈寿说：“当以《晋书》相付耳。”夏侯湛正在撰《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陈寿卒后，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等上表说：“臣等按，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朝廷命河南尹、洛阳令到陈寿家中抄写这部书，藏于官府（以上引文均见《晋书·陈寿传》）。这个抄本，应当就是后世各种传抄本的“祖本”。

陈寿的《三国志》，就大体说来，超出他以前及以后其他诸家关于魏、蜀、吴三国史事的撰著，后人对他评价颇高。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说：“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迁、固，非妄誉也。”但是其中也有一些问题，引起后人的批评与责难。

第一个是关于陈寿修史态度的问题。《晋书·陈寿传》在肯定《三国志》的价值之后，记载了两件事，说明陈寿修史态度有时不公平：

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这两种受到指责的事是否属实呢？古代学者中是有人轻信这个说法的。索米一说，周柳虯、唐刘元济、刘知几皆信之。刘知几甚至于说陈寿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史通·曲笔》篇）。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三国志》条，在评价《三国志》时也说：“乞米作佳传，以私憾毁诸葛亮父子，难乎免物议矣。”但是更多的学者，则是审情度理，提出异议。早在北魏时期，崔浩即高度评价《三国志》，而为陈寿辩诬。《魏书》卷四十三《毛脩之传》：

（崔）浩以其（按，指毛脩之）中国旧门，虽学不博洽，而犹涉猎书传，每推重之，与共论说，言次遂及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廷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脩之曰：“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挞百下，故其论武侯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浩乃与论曰：“承祚之评亮，乃有故义过美之誉，案其迹也，不为负之，非挟恨之矣。”

到了清代，朱彝尊、杭世骏、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则提出有力的理由为陈寿辩护。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九《陈寿论》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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