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亭之败，寿直书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为张郃所破，初未尝以父参谡军被罪借私隙咎亮。至谓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则张俨、袁准之论皆然，非寿一人之私言也。寿于魏文士，惟为王粲、卫觊五人等立传，粲取其兴造制度，觊取其多识典故，若徐幹、陈琳、阮瑀、应玚、刘桢，仅于《粲传》附书，彼丁仪、丁廙，何独当立传乎？造此谤者，亦未明寿作史之大凡矣。

朱氏的辨析已甚明确。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九《陈寿史皆实录》条中，综合朱彝尊、杭世骏两家之说加以申述补充，认为丁仪、丁廙二人“盖巧佞之尤，安得立佳传”。又谓：“寿入晋后，撰次《亮集》表上之，推许甚至，本传特附其目录并上书表，创史家未有之例，尊亮极矣。评中反复称其刑赏之当，则必不以父坐罪为嫌。”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二十八《跋三国志》亦谓“承祚于蜀，所推重者惟诸葛武侯……其称颂盖不遗余力”，与王鸣盛有相同之意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陈寿论诸葛亮》条，也举出许多例证，说明陈寿对诸葛亮推崇备至，所谓因私嫌而于诸葛亮有贬词者，乃无识之论。综合以上诸家之所辨析，可见《晋书·陈寿传》所讥之两事都是不足信的，正如王鸣盛所谓“《晋书》好引杂说，故多芜秽”也。

其次，后人对《三国志》责难最多者，是以魏为正统一事。陈寿修《三国志》，是以魏为正统的。书中对于魏国的君主如曹操（曹丕建立魏朝后，追尊曹操为武皇帝）、曹丕、曹叡等，都列为武帝、文帝、明帝诸纪，而对于蜀汉与吴的君主如刘备、孙权等，则立为传。在《魏书》中，对于刘备称帝孙权称帝之事皆不书，而在《蜀书》、《吴书》中，于君主即位，必记明魏之年号，以见正统之在魏。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开始提出异议，主张以蜀汉为正统。南宋朱熹以后，都赞同习凿齿而非难陈寿。关于此问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三国志》条有一段解释：

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

这个解释很明白。所谓“正统”之说，完全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说明当时政权的合理性，其是非标准，以对当时的封建统治是否有利为权衡。西晋承魏，北宋承周，建都于中原，所以当时史家皆以魏为正统；东晋与南宋都是偏安江南，情况与蜀汉相似，所以当时史家又都以蜀汉为正统。陈寿是西晋朝臣，而西晋政权是继承曹魏的，所以陈寿修《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这是封建史家照例的做法。这种是非的争论，在我们今日看来，是并无多大意义的。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陈寿在西晋政权下撰《三国志》，在某些书法上，势必以魏为正统，但是他在思想感情上，仍然倾向于蜀汉。朱彝尊曾说，陈寿的书取名为“三国志”，承认魏、蜀、吴三国并峙这一事实。当曹丕受禅时，群臣颂功德、上符瑞者先后动百余人，其文见裴松之注所引，而陈寿均不记载；至于蜀汉先主王汉中，在武担即帝位，群臣请封之辞、劝进之表、告祀之文，大书特书，“著昭烈之绍汉统，予蜀以天子之制，足以见良史之用心苦矣”（《曝书亭集》卷五十九《陈寿论》）。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二《书三国志后》，更继朱氏之说，举例阐发陈寿尊蜀为正统之微意。当然，我们今日并不必以此标准来衡量《三国志》一书的长短得失，不过，通过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古人著书，常有不便明言者，而用巧妙的笔法以寄托其深意微旨。所以我们读古书时，应当结合作者的身世处境，进而探求其用心，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这还是必要的。

另一种对《三国志》的批评，是说书中时有曲笔，多所回护，换句话说，就是替封建统治者（尤其是西晋统治者）隐恶溢美。《史通》卷七《直书》篇：“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多回护》条举出许多例证。譬如齐王芳之被废，是司马师的主张，事前太后并不知道，而《齐王芳纪》反载太后之令，极言齐王芳无道不孝，以见其当废；高贵乡公亲自率兵讨司马昭，为司马昭之党成济所杀，乃《高贵乡公纪》但书“高贵乡公卒”，绝不见被杀之迹，反载太后之令，言高贵乡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祸，欲以庶人礼葬之；叙魏与蜀战争，常是讳败夸胜；刘放、孙资本是奸邪之人，而陈寿作二人合传，说他们身在近密，每因群臣谏诤，多扶赞其义，并时陈损益，不专导谀言，大概因为孙、刘二人有功于西晋统治者司马氏，司马氏感激他们，所以陈寿为二人作佳传。由刘知几、赵翼所举的例证，可以看出，陈寿为西晋统治者回护是明显的。本来封建史书都不免要为封建统治服务，陈寿身为晋臣，撰写史书，当然不便也不敢揭发批评司马氏，甚至于要为他们粉饰；况且陈寿记述魏、晋之际的政事，多是沿用王沈《魏书》，而王沈是司马氏之党，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而陈寿也难以多作改动。不过，陈寿在某些地方，还是有时用微妙曲折之笔法透露一点自己的意见，尽管这些意见往往是不符合司马氏心意的。

以上所举，是历来学者对于《三国志》几点重要的批评，以及对于这些批评意见的讨论。其中索米不遂而不为丁仪兄弟立传及因父受刑而贬抑诸葛亮的两种传说，都是不可靠的。至于以魏为正统，乃是西晋时修史者所不得不如此做的，而且所谓“正统”的是非，我们今日也不必多去理会。唯独书中时有曲笔，为西晋统治者隐恶溢美，多所回护，这不免是《三国志》的一个缺点。

陈寿修《三国志》，为了维护当时统治者司马氏的利益，做了不少的曲笔，但是对于曹魏与孙吴刑政的苟虐，徭役的繁重，却都是据事直书，并无掩饰。同时，其他许多史事的叙述，也都是“剪裁斟酌处，亦自有下笔不苟者，参订他书，而后知其矜慎”（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书事得实》条）。兹以《诸葛亮传》为例，加以说明。关于诸葛亮的史料，文献记载与口头传说都相当的丰富。陈寿作《诸葛亮传》时，在史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关于刘备与诸葛亮最初相识的经过，《魏略》与《九州春秋》都说是诸葛亮自己去见刘备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陈寿不取此说，而根据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自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所以记此事时说：“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诸葛亮征南中事，当时传说不免有夸大溢美之处，譬如对于孟获的七擒七纵，是不合情理的，所谓“南人不复反”，也是不合事实的。（后来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采录了这些事。）陈寿一概不取，只说：“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当时又有一种传说：诸葛亮于建兴五年北伐时屯于阳平，遣大军东去，司马懿率二十万人径至城下，城中兵少力弱，将士失色，莫知所出。诸葛亮意气自若，敕军中卧旗息鼓，大开城门。司马懿疑有伏兵，引军北去。西晋人郭冲说诸葛亮五事，此为其一（见裴注引王隐《蜀记》）。这个传说既不合事实，也不近情理。蜀汉后主建兴五年即是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 227 年），这时司马懿为荆州都督，镇宛城，并未在关中抗御诸葛亮；况且司马懿是对军事很有经验的人，也不至于这样幼稚可欺。（裴松之注已对此加以辨析。）所以陈寿对此事摒弃不取。诸葛亮《后出师表》载于吴人张俨《默记》中，就这篇文章中的思想与所叙事实看来，都不像是诸葛亮的作品，可能是张俨拟作或其他人拟作而张俨采录的。（清人袁枚、黄以周都曾撰文辨析。）陈寿撰《诸葛亮传》不录此篇，是有道理的。从以上所举诸事例，都足以看出，陈寿对于史料的取舍选择，谨严矜慎。他虽然崇拜诸葛亮，但是对于有些传说将诸葛亮夸饰得过于神奇者，他都不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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