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馥，字元颖，沛郡相县人。他避乱到扬州。建安初年（公元196），他前去游说袁术的部将戚寄、秦翊，使他们率领部众和自己一同投奔太祖曹操，太祖很高兴。司徒任命他为下属。

后来孙策任命的庐江郡太守李术，引兵攻打扬州，杀死扬州刺史严象。庐江一带的梅乾、雷绪、陈兰等，趁势在江淮地区聚集起几万人马，攻掠郡县，残害人民。当时太祖正和袁绍对抗，他认为可以把平定东南地区的任务委托给刘馥，于是便上表朝廷任命刘馥为扬州刺史。刘馥一接受任命，就单人匹马奔赴合肥空城，建立起行政机构。对合肥南部的雷绪、梅乾等势力，采取招安的策略，让他们都来归附，雷绪等人也不断奉献物品。几年中，这种施恩感化的政策收到了很大的效果；百姓拥护他的治理，流亡逃难的人成千上万地跋山涉水返回故乡。这时候，刘馥开始召集儒生，建立学校；推广屯田，兴修芍陂、茹陂、七门堰、吴塘等处的堤堰，用来灌溉稻田，使得官府和百姓都有了粮食储备。又加高合肥城的城墙堡垒，大量贮存滚木和礌石，编织了几千万张草席，并增加了几千斛鱼脂油的储存，作为战斗防御的准备。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刘馥去世。

孙权趁机率领十万军队攻打合肥，包围城池达一百多天。正赶上连日下雨，城墙几乎要被雨水浸润坍塌了，守城的军民便用此前贮备的草席覆盖住城墙。夜间点燃鱼脂，照亮城外，观察敌方的动向而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敌方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扬州地区的官吏百姓因此对刘馥更加怀念，认为刘馥比春秋时期坚守晋阳城的董安于还要出色。至于他所兴修的水利设施，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

刘馥的儿子是刘靖。黄初年间，由黄门侍郎升任庐江郡太守，魏文帝下诏说：“您父亲过去在那里任州刺史；现在您又要去管辖扬州所属的这个郡，真可以说是能继承先辈的事业了。”

后来刘靖又被调到河内郡任太守。升为尚书，朝廷赐予他关内侯的爵位。又出任河南尹。散骑常侍应璩给刘靖写信说：“您入朝则担任尚书，出外则担任京城地区的行政长官河南尹。使百姓富足的办法，您每日每月都在不断施行：防御屏障修得又高又陡，使盗贼放弃了偷盗的念头；黍、稷、菽、麦、稻五类谷物配搭着种植，避免了水旱的灾害；农具准备充足，从未耽误农时；养蚕、种麦有编好的草席，保证不受雨水冲淋；下达公务指令，没有官员敢拖延不办；鳏寡孤独的人，都享受到官仓的赈济。再加上明察秋毫，秉公执法；有关官吏一旦接到朝廷下达的任务，下属各县都能顺利完成：这样的成绩即使是前朝治理京兆尹的能臣赵广汉、张敞、王尊、王章、王骏，也不能同您相比啊！”刘靖的政绩大体上就像这样。他的措施起初让人觉得琐碎繁复，但最终还是对百姓有利，有他父亲的遗风。

因为母亲去世，刘靖离职奔丧。后来又担任大司农、卫尉；晋爵为广陆亭侯，食邑三百户。他曾上疏陈述儒家教育的根本道理，说：“学习这件事，是影响治乱的规范，是圣人最重要的训诲。自从文帝黄初年间提倡建立太学以来，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是至今没有培养出什么有成就的人才；原因大概在于博士教官的选择上标准低下，儒生又是为了逃避兵役而来入学，高门贵族的子弟，觉得和这样的人一起学习是耻辱，所以不愿到学校来读书。整个教育状况可以说是有名而无实，有教育而无成效。为臣认为应该用高标准来选拔博士：选拔那些品行能够为人师表，经学能够胜任教学的人来负责教导贵族官员的子弟。遵照古代的制度，让品级在两千石以上官员的子孙，从十五岁开始，都进入太学学习。明确制定出升降奖惩的办法：对那些通晓经术而又认真修养品德的，要提升他们以示尊崇道德；对那些荒废课程和学习的，则要开除他们以示惩罚恶习。表扬选拔优秀的学生而加强教育后进的学生，那么大家都会努力学习。那种拉帮结派联络人事关系的不正之风，就会自行消灭了。阐发弘扬儒家的教化，使那些还没有归顺的人民得到安抚；普天下都承受儒家思想的教育，边远地方的百姓就会自动前来归附：这就是圣人的教诲，达到政治清明的根本。”

刘靖后来升任镇北将军，持有节杖，指挥河北地区的军队。他认为：“使王朝长久存在的重大措施中，最好的是坚守边防，让汉族人与少数族人完全分开。”他开拓了边疆的防线，在险要的地方屯兵据守。又维修拓宽了戾陵渠的大堰，引水灌溉蓟县南北的大片农田，使田地能够种三茬谷物，边疆的人民都得到利益。

嘉平六年（公元 254），刘靖去世。朝廷追赠他为征北将军；晋封为建成乡侯，并谥为景侯。他的儿子刘熙继承他的爵位。

司马朗，字伯达，河内郡温县人。九岁的时候，有人当着他的面提到他父亲的表字。司马朗马上说：“不尊重别人的父母，也就等于不尊重自己的父母。”那个人赶忙对他表示歉意。

十二岁的时候，他参加选拔童子郎的经学考试。因为他长得又高又壮，监考的官员怀疑他隐瞒了年龄；便进行盘问，司马朗说：“我的中表亲戚，历来身材都长得高大。我虽然幼稚弱小，还没有向圣贤看齐的雄心大志；但是隐瞒年龄来假装早慧以求速成，这不符合我的志向。”监考官对他的回答感到很惊异。

后来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原来的冀州刺史李邵，家住在野王县临近险要的山区，打算迁徙到温县居住。司马朗劝说李邵道：“唇亡齿寒的比喻，难道只限于春秋时的虞国和虢国吗？温县和野王县也是这样啊。现在您离开野王而迁居温县，只不过是躲过了早晨的死亡期限，却躲不过晚上的死亡期限啊。再说您是本地人民的希望。现在贼寇还没到您就要先离开，沿山各县的人民必然惊惶失措。这等于是动摇民心为那些强盗坏人打开大门啊！我私下里真为全郡人民担忧。”李邵不听劝告。靠近山区各县的百姓果然发生混乱，纷纷往内地迁徙，很多人遭到贼寇的洗劫。

这时，董卓强迫献帝迁都长安，他自己暂时留在洛阳。司马朗的父亲司马防，当时在朝任治书御史，照例应当随皇帝同往长安。由于全国到处都不太平，他就让司马朗带着家眷回故乡温县。

不料有人诬告司马朗要逃跑，把他抓去见董卓。董卓对他说：“您与我死去的儿子同岁，我差一点要大大对不起您了！”司马朗回答说：“明公您凭着崇高的德行，遭遇厄运灾难降临的时候；能够为国家清除乱臣贼子，举用大量的贤才：确实可以说是精心考虑，想使国家达到大治。您的威望德泽已经树立，功勋业绩已经显露；但是现在战争的灾难却一天比一天严重，各州郡人心惶惶；京城附近的百姓，不能安居乐业；纷纷抛弃居室产业，四处流亡躲藏；尽管京城四周都设置了关卡，用重刑杀戮来惩罚逃亡的人，仍然禁止不住这股逃亡的势头：这就是我感到忧心的原因。希望明公您能洞察借鉴过去的史事，稍稍多加考虑一下；那么您的光荣和声名就将与日月同辉，比上伊尹、周公也并不困难。”董卓说：“我也明白这一点，您的话很有意义。”

司马朗断定董卓必然灭亡。担心被他留下来；就用家中财物贿赂他手下管事的官吏，请求放自己回故乡。司马朗一到家乡，就对乡亲父老说：“董卓大逆不道，普天下的人都把他看做仇敌，这正是忠臣义士奋起建立功业的时刻。我们这个郡与京城接壤；洛阳的东边有成皋县，这个县北临黄河；讨伐董卓的各路大军倘若进展不利，必然要在此地停留。我们家乡这地方实在是兵家必争的危险区域，难以保障安全。不如趁现在道路还通畅，带着整个家族往东到黎阳县。黎阳驻有骑兵队，司令官赵威孙，是咱们同乡，又与我家有姻亲关系，他担任监营谒者统领兵马，足以成为我们的依靠。今后如果形势有什么变化，在那里慢慢观望也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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