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魏国上继百王，近承秦汉，在各项制度上，都没有重新建立或加入内容。自建安年间到青龙年间，武皇帝以非凡的军事天才平定祸乱，奠定皇朝基业；清扫凶逆，去除暴徒；军事行动不断，每天都忙不过来。等到先帝和陛下开始治理国家和军队时，权变和法规并用；百官军政兼通，根据需要采用政策，以应付政治需要。由于事务日益繁杂，而情况又有所改变，因此要把古代的典章制度施用于今日，就很难行得通了。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原因在于：制度的建立应该考虑长期适用，或许对近期的情况就不适合；而条令的制定是适应临时的需要，并不能流传后世。建立官位，分配职责，整顿治理百姓，这是治本；根据官职的名称来要求做出实际成绩，用现成的规章来纠察鼓励，这是治末。本还未治而先治末，不重视治国大政却把考课首先提上议程，恐怕是不容易区别贤愚，划出界线的。

从前的圣明帝王选拔人才，一律以他在本地的品行考察为依据，再让他在学校里讲解道理，品行完备的称为贤才，道理深广的称为能者。然后由乡官把贤才、能者推荐给君主；君主接纳他们后，让贤才出外担任地方行政长官，让能者在朝廷的机构中办理政事。这就是从前圣明帝王招收人才的标准和办法。当今从全国选拔人才时，都没有经过本地的举荐；而选拔人才的职责，也只由吏部尚书专门负责。吏部选择人才的根据也只是中正提供的人才等级、评语和家庭出身三项。如果依据等级和评语，实际的才能就看不出来；如果依据家庭出身，又忽视了个人的品德。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实行考课法，很难反映人才的真实情况。总之，要想制定朝廷的制度，确立国家的标准，很难做到正确和周详啊。

正始年间，傅嘏任尚书郎，后又升任黄门侍郎。当时曹爽主持国政，何晏为吏部尚书。傅嘏对曹爽的弟弟曹羲说：“何晏外表宁静，但是内心喜欢投机取巧，贪图私利，不注意立身行事的根本。恐怕他一定会先迷惑你们兄弟，那时正直人士将会离开你们，而朝政也就会败坏衰微了。”何晏等人因此与傅嘏不和，借一点小事就把他的官职罢免了。后来他又被任命为荥阳郡太守，没有去上任。

太傅司马懿请他担任自己的下属从事中郎。曹爽被诛杀后，傅嘏出任河南尹，后又调任尚书。

傅嘏一直认为：“自从秦始皇开始废除分封诸侯实行郡县制后，设立官位分配职责，与古代的制度大不相同。汉、魏沿袭秦制，一直到今天。但是儒生学士，都想把夏、商、周三代的礼制糅合到现今的制度中去。然而礼制是要传之久远的，不一定适合临时的需要；具体事务常常和制度相违背，名和实不能相互吻合。历代都不能达到大治的原因，大概都在这一点。”他很想大规模改定官制，依据古代情况改正弊端，但是碰上朝廷连着发生大变故，未能如愿。

当时有人建议朝廷委派自己出兵进攻孙吴，提出建议的是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和镇南将军诸葛诞。但是，他们各自提出的计策并不相同。皇帝下诏让傅嘏谈谈看法，傅嘏回答说：“想当年吴王夫差战胜齐、晋二国，威震中原，最终还是死在姑苏；齐闵王向外扩张，拓地千里，最终还是自取灭亡。有善始不一定有善终，这是古代的明证。孙权自从击破关羽夺取荆州之后，志得意满，穷凶极恶，因此宣文侯司马懿生前曾作出进攻孙吴的宏大计划。如今孙权已死，把儿子托付给诸葛恪。假如他能够矫正孙权的残暴，去除吴国的苛政，使老百姓免遭困苦，暂时得到新政策的实惠，内外官员又能齐心协力，竭力避免覆灭的危险，这样虽然不能保证吴国永远保持完好，也足以在长江以南苟延残喘了。现在朝廷议论纷纷，有的说要径自渡过长江，横行于长江以南；有的说要四路并进，攻击吴国的城垒；有的说要在边境大规模屯田，寻找敌人的破绽伺机而动。这些确实都是破敌的常用办法。但是自从下令训练大军准备讨伐孙吴以来，前后已有三个年头，声势早已张扬出去，我们已经收不到突然袭击的效果了。而吴国作为我们的仇敌，也已将近六十年。他们自立为君臣，患难与共，又刚死了首领，上下忧虑。如果他们把战船部署在长江重要的渡口，修筑城池据守险要，那么所谓的泛舟渡江，横行于江南的计划，是很难实行的。只有在边境上驻军大规模屯田的办法，比较起来最可靠。屯田的军队进驻到前线，敌人就不敢来骚扰；前线军队吃自己生产的粮食，也不用派很多民工去运军粮；敌人一有破绽前线军队就立即出击，又用不着远调大军出征：这是军事上的当务之急。从前樊哙声言可带十万大军，横行于匈奴之中，季布当面指责他说大话欺骗皇帝。如今有人想越过长江，深入敌境，这很像从前樊哙的样子。不如严明法令训练士兵，制订万无一失的计划，作长远打算以对付苟延残喘的敌人，这才是必然成功的计划啊。”

后来吴国的大将诸葛恪攻破东关后，乘胜宣称要从海路杀向青州、徐州。朝廷准备防御，傅嘏认为：“淮河口的海域并不是敌军能够轻易渡过的。当年孙权派兵入海，就曾发生浪打船沉的灾难，没有几个人能够幸存。诸葛恪怎么敢把众多将士的命运寄托给海水，以谋求侥幸的成功呢？诸葛恪不过是要派遣会指挥水军的偏将，带领小部分军队从海路上溯淮水，在青、徐二州方向做出进攻的样子，以迷惑我们，他自己倒很可能集中兵力进攻淮南。”后来诸葛恪果然出兵企图攻占合肥新城，未能攻克而撤退了。

傅嘏时常谈论才能与品德的同异关系，钟会把他这方面的议论收集起来加以评说。嘉平末年，傅嘏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高贵乡公曹髦即帝位，他又晋封为武乡亭侯。

正元二年（公元 255）春天，毌丘俭、文钦造反，有人认为主持朝政的司马师不宜亲自带兵去讨伐，派太尉司马孚去就行了，只有傅嘏和王肃鼓励他亲自出马。司马师于是带兵前往，让傅嘏代理尚书仆射，与自己一起向东出发。毌丘俭、文钦的被击溃，傅嘏有出谋划策的功劳。

司马师在大军凯旋的途中突然病死，傅嘏与司马昭带领兵马直接回到洛阳，司马昭才得以继承哥哥司马师的权位辅佐朝政。事情经过记载在本书《钟会传》里。钟会因在这件事上有功劳而洋洋自得，傅嘏便劝诫他说：“您的志向大于您的才器，难以成就您所期望的功业，难道不应该谨慎些吗！”

傅嘏因功又晋封为阳乡侯，增加封邑六百户，和从前的加起来总共有一千二百户。这年傅嘏去世，终年四十七岁。被追赠为太常，谥为元侯。

他的儿子傅祗继承了他的爵位。咸熙年间，因为傅嘏在前朝功勋卓著，改封傅祗为泾原县子爵。

评论说：从前魏文帝曹丕和陈王曹植兄弟二人，以公子之尊，都非常喜欢文学；他们的倡导得到响应，一时间具有文才之士成批涌现，但只有王粲等六人最受称道和好评。王粲独自担任了侍中的要职，主持制定一代的制度，但他在性情恬淡寡欲和品德气度方面，还不如徐幹那样纯正。卫觊也因为通晓古代的典故，所以帮助魏文帝完成了受禅称帝的仪式。刘劭博览古籍，文采和内涵相得益彰。刘廙以清静而有洞察力著名。傅嘏则因为具有才能而又通晓时局变化上升到显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