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思想，也是《天工开物》中体现的重实际的思想观点。在谈到黄金时，它指出：“黄金美者，其值去黑铁一万六千倍，然使釜鬵、斤、斧不呈效于日用之间，即得黄金，值高而无民耳。”但贵五谷，也非贵一切粮食，比如“香稻”便不被重视：“香稻一种，取其香气，以供贵人。收实甚少，滋益全无，不足尚也。”书中提倡“救公饥”、“喉下急”、“浏阳早”及“高脚香”这些在民间受欢迎的谷种。《天工开物》多次赞叹物质经烈火烧炼而发生的化学变化，尤其是朱砂和铅丹烧炼后变化相当奇妙，但却坚持对炼丹求仙的方术持批判态度。书中指出：“凡虚伪方士以炉火惑人者，唯朱砂银（令）愚人易惑。”又说：“巧极丹铅炉火，方士纵焦劳唇舌，何尝肖像天工之万一哉？”作者认为“生人不能久生，而五谷生之”，靠饵服“仙丹”不可能长生。于是中国的李时珍、宋应星与欧洲的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1493—1541）及波义耳（R．Boyle，1627—1691）都不约而同地对中世纪的炼丹术展开了批判，这对近代化学的发展起了开路的作用。《天工开物》还多次对迷信神怪和荒诞谬说予以驳斥。如指出“鬼火”非“鬼变枯柴”，“珠徙珠还”非受清官感召，又指出瓷器中的“窑变”是好异者编造的死者托梦他人烧出异象等等。

第三，《天工开物》不但对各生产过程予以详细叙述，还对原料与能源的消耗、成品产率、设备构造及各部件尺寸等等，都尽可能给以定量的描述，且绘出工艺操作图。在某种程度上好像是近代科学家对传统技术写出的调查报告。对各技术过程的定量描述，是该书一大成就。近代科学以其数学化而与中世纪诀别，《天工开物》便在这方面走得相当远。它在论金银铜单位体积重量，油料每石出油若干斤，用响铜铸钟所耗原料数量及成器重量、尺寸，漕船各部件尺寸，及榨糖车、造纸用蒸煮楻筒各部件等等，都标出具体数字。书中对生产过程中涉及的长宽高、重量、容积、比率、时间等技术指标都作了描述，其中长度精密到分寸、重量精密到两钱这样的数量级。书中的大量设备图有立体感，各部件长短协调，有如工程画。画面上人物操作逼真、表情自然，联起来好像中国古代技术史的长卷画面，其中人物最多的是锻造铁锚的图（图10—1），图中竟画有15人同时劳动，每人各就其位，分工协作。三百多年前能出现这样一部科技著作，确是令人赞叹的。

《天工开物》不但含有丰富的科技材料，还含有不少社会经济材料，是具体了解明代社会经济实况的第一手文献，其中不少内容不见于其他史书。书中对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技术这个侧面给以描述，阅读此书时，脑中就会浮现一幅当时社会经济实况的生动景象。例如关于明末国内市场贸易情况，《曲糵》章告诉我们：“凡燕、齐黄酒曲，多从淮郡造成，载于舟车北市。”书中又指出新疆和田美玉和两广南海的珍珠，都要行经数万里运到北京予以加工成器，有时再贩运到苏州作精细加工，而解玉沙则来自河北。介绍浙江三吴浪船时，指出从浙西起航，沿钱塘江行七百里，经过镇江横渡长江再至青江浦，溯黄河浅水舟行二百里至大运河闸口，然后直抵北京通县、天津，把客商行船路线讲得一清二楚。关于手工业中心的地理分布，书中指出棉布“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景德镇是制瓷中心，而“开矿煎银，唯滇中（云南）可永行也。”炼锡以广西南丹、河池为最盛，“居其十八”。养蚕则首推湖州、嘉兴，“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专其盛”。蔗糖也以闽、广为集中地，而烧砒则“独盛衡阳，一厂有造至万钧者”。关于手工业生产分工，《陶埏》章写道：“共计一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书中在叙及图示铸造巨钟时告诉我们，有人鼓风、熔铜，有人将赤热铜水浇进槽道再入铸模，“甲炉既顷，乙炉疾继之，丙炉又疾继之”，不但分工明确，而且要求动作迅捷、衔接不可中断。《乃粒》章还指出“今天下育民者，稻居十七”，而麦及杂粮居十三，反映了当时人民的食物构成及粮食分布比例。总之，《天工开物》被称为十七世纪中国的技术百科全书，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