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是中国中古时期一部伟大的理论批评著作，在中国文学批评、文章学、修辞学的发展历史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书著者刘勰（约465—约521），字彦和。祖籍东莞郡莒县（今山东莒县）。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其祖先避难南奔，移居京口（今江苏镇江）。京口接近南朝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系当时一个重要城市，文化也比较发达。刘勰祖、父两代仕宦均不通显。祖父灵真，是宋司空刘秀之的弟弟，履历不详。父刘尚，做过越骑校尉小官。刘勰早年失父，家贫不娶妻，但奋发好学。从《文心雕龙》全书涉及的内容看，他对于经、史、子、集四部的许多典籍，都相当熟悉。刘勰约二十岁时，到定林寺（在今南京紫金山）依附著名僧人僧祐，相处十余年，博通佛教典籍，并帮助僧祐整理大量佛经，予以校定叙录。在这段时间内，他对文史典籍继续研习，并在三十多岁时写成《文心雕龙》。

梁武帝天监初年，刘勰开始步入仕途。初为奉朝请，其后历任临川王萧宏记室、太末（今浙江衢县）令、南康王萧绩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校尉兼东宫通事舍人等职，官位都不高。兼东宫通事舍人时，为昭明太子萧统所爱重。萧统编纂的《文选》一书，内容多与《文心雕龙》相通，当是受到刘勰文学观的影响。后来梁武帝命刘勰与僧人慧震于定林寺编定佛经。完成后，刘勰对仕途不再抱有希望，遂出家为僧，改名慧地。其后不久便去世了。刘勰的生卒年，史无明文记载。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考证推论，约生于公元四六五年，卒于公元五二○、五二一年间，比较可信。关于其卒年，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文心雕龙》一书，据清代刘毓崧《书文心雕龙后》一文考证，当在南齐和帝时（501）写成，也较可信。

除《文心雕龙》外，刘勰的著作，今尚存《灭惑论》、《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两文，都是宣扬佛教的。刘勰一生兼长儒学和佛学，他的思想也是兼综儒佛，只是由于著作的性质与内容不同，分别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倾向。《文心雕龙》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写作的。《序志》篇说他写作此书，是企图“树德建言”，“名逾金石之坚”，这是儒家“三不朽”传统思想的表现。他自称是孔子信徒，原拟注释儒经，但因过去马融、郑玄等大儒这方面的工作已做得很深入，后起者难以成家，故转而评论文章。他认为文章渊源于儒家经典，对政治发生重大作用，文章应积极为政治、军事服务，这些都是儒家文艺思想的重要方面。《文心雕龙》前三篇，充分论述了作文必须宗法“五经”，以儒家圣人之道为准绳的道理。其宗经思想，还贯穿于《文心雕龙》全书。《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是文学应当积极入世，服务于政治，因此不可能用佛家思想来指导。综观《文心雕龙》全书的思想实质，绝少佛家的影响，仅在个别场合，使用了佛书中的术语（如《论说》篇中偶用“般若”一词）。至于全书体系完整、论证精密，则当是受到佛典的启发。

魏晋南朝，道家老庄之学流行，且与儒学结合，形成玄学。《周易》、《老子》、《庄子》是玄学的三部经典，号称“三玄”。这时经学也受玄学影响，士人诵习《周易》，即采用玄学大师王弼的注本。刘勰思想也接受不少老庄和玄学的成分，在《文心雕龙》中多有表现。《文心》全书称引《周易》、《老子》、《庄子》三书的言论颇多。他论文强调“自然”与“自然之道”，强调语言应简约精要，都显出老庄与玄学的影响。他虽然不满玄言诗，但赞美夏侯玄、王弼、何晏的某些论文“师心独见，锋颖精密”（《论说》），赞美王弼的《周易注》“要约明畅”，说明他对玄学的内容与表现形式，还是肯定颇多的。当然，《文心》全书中占主导地位的显然是儒家思想，老庄与玄学处于从属地位。

东晋南北朝时代，儒、道、佛三家之学同时流行。当时上起帝王，下至一般士人，往往同时接受两家以至三家之学。在政治活动领域，儒家仍占统治地位；而在其他领域，则释道两家的影响颇广泛，情况比较复杂。在一般情况下，三家之学可以互相容忍，并行不悖。刘勰一方面是企图积极用世的孔子信徒，同时又是卓有建树的佛典整理大家；一方面撰写以儒学为指导的《文心雕龙》，同时又写作了《灭惑论》等文章弘扬佛理。这种表面看来似乎矛盾的现象，如果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观察，就容易获得理解。东晋葛洪所著《抱朴子》一书，分为内外二篇，内篇阐述道家、道教之学，外篇阐述儒学，全书判然分为两个部分。一部著作可以兼容两家之说，何况一个人的不同著作呢？

下面简述《文心雕龙》的性质、主要内容和价值。

刘勰写作此书，原意是谈作文之原则和方法。《序志》篇指出，“文心”是“言为文之用心”，也就是讲如何用心写文章。《序志》又解释“雕龙”两字的含义说：“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原来在战国时代，邹衍善于谈天说地，后来驺奭又发挥其学说，当时有“谈天衍、雕龙奭”之称。雕龙是指言辞修饰得很细致，有如“雕镂龙文”（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及注）。“岂取驺奭”句与《文心·杂文》“岂慕朱仲四寸之珰乎”句一样，都是用反诘语气表示肯定，句末“也”字作疑问助词用。刘勰这里意思是说：自古以来的文章注意写得美丽细致，他这部书细致地讨论作文之道，故采取过去“雕龙奭”的说法，名叫《文心雕龙》。如用现代汉语，大致可以译成《文章作法精义》。

《文心》全书共五十篇，除末篇《序志》为自序外，大致说来可分四个部分，以下分别略作说明。

自《原道》至《辨骚》五篇为第一部分，《序志》称为“文之枢纽”，提出了指导写作的总原则。这五篇中，《原道》、《征圣》、《宗经》是一组，《正纬》、《辨骚》是另一组。《原道》等三篇关系密切，道、圣、经三位一体。刘勰旨在说明圣人之文（指《易》、《书》、《诗》、《礼》、《春秋》等“五经”）表现了至高无上的道，是文章的典范，所以作文必须取法“五经”。刘勰认为“五经”文风最为雅正，作文宗法“五经”，就有可能达到“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等六项标准，思想艺术都完美。《正纬》、《辨骚》两篇，指出纬书、楚辞两类作品，某些奇诡内容背离了“五经”的轨道，但辞采富丽（特别是楚辞），写作时也应当吸取。《辨骚》最后指出，作文应当“倚雅颂，驭楚篇”，即以《诗经》为根本，吸取楚辞的奇辞异采，“酌奇而不失其贞（正），玩华而不坠其实”，即做到奇正相参，华实并茂。这可以说是对《原道》以下五篇的小结，提出了指导写作的总原则。汉魏以来，人们习惯上把诗赋认作文学作品中的主要样式，所以刘勰用倚靠《诗经》、驾驭楚辞来提出指导写作的总原则。扩大一点说，这个总原则应是：倚靠“五经”的雅正文风，吸取纬书、楚辞的奇辞异采。

自《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为第二部分，分别论述诗歌、辞赋、论说、书信等三十多种体裁的作品。每篇有四项内容，所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就是叙述源流，解释名称性质，评述代表作家作品，指陈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其中“敷理以举统”一项，常在篇末，分量不大，但从指导写作角度指明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是各篇结穴所在，地位最重要。刘勰把这部分称为“纲领之要”、“大要”、“大体”等等，认为写作文章时应该首先抓住。《明诗》篇说：“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指出篇中详细介绍历代诗歌发展与作家作品，就是为了阐明这个“纲领之要”，也就是说，“原始表末”、“选文定篇”两项内容，最终是为“敷理举统”服务的。由于时代的变化，刘勰所论述的各体文章，我们今天大多数不再写了，少数（如诗歌、论说文）即使写，规格要求也很不相同，所以“敷理举统”这部分内容今天看来意义不大，但在当时则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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