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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纪十 翻译 第6节

中书令王僧达,自幼聪明机警而擅长写文章,可是为人放荡不羁。孝武帝刘骏刚登上帝位,曾提拔他为仆射,职位在颜竣、刘延孙之上。王僧达自认为才能和门第很高,当世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一二年之内,他就能跻身宰相之位。不久他被调任护军将军,心中很不满意,多次上书请求外派。皇上很不高兴,从此逐渐贬降他的官职,五年之内降职七次,又遭到弹劾。王僧达既感到耻辱又心怀怨恨,他所上的奏章,言辞带有褒贬之意,又喜欢批评朝政,皇上的怒气已经积蓄很久了。路太后哥哥的儿子曾经拜访王僧达,直接坐在王僧达的榻上,王僧达命人把榻抬出去扔掉。路太后非常生气,坚决要求皇上一定将王僧达杀死。正赶上高阇反叛,皇上顺势诬陷王僧达和高阇同谋,八月丙戌日,王僧达被逮捕交付廷尉,皇上将他赐死。

沈约评论说:君子、小人,是对同类人的称呼,走正道就是君子,反之就是小人。所以齐太公在屠户渔夫之间被起用为周朝太师,傅说放下筑城墙的工具担任殷商的宰相。使身份卑贱的贤人显扬,只选拔有才能的人做官。直到两汉时期,这一道理还没有改变。胡广祖上几代人都是农民,却能官至三公宰相;黄宪是兽医的儿子,却能名震京城。并不像后世把人分为士族和庶族两类。魏武帝开始设立九品官人法,据此品评人才的优劣,而不是用来评定家世高低的。可是各地的中正官都是平庸的人,随波逐流,趋炎附势,世家大族凭借门第优势,凌驾于众人之上,从此沿袭下去,最后成为既定之法。周朝、汉朝的方法,是用有才智的人役使愚昧的人。魏朝、晋朝以后,则是用高贵的人役使卑贱的人。士族和庶族的不同品级,就有明显的区别了。

裴子野评论说:古时候,有道德讲仁义的人值得尊敬,即使是商贩也会毫不怀疑地选择他。如果这个人不称职,就算是世家大族又能去选择他吗!著名公卿的子孙,和平民百姓是一样的。士族和庶族虽然有区别,但是世上本来就没有华丽和朴素的界限。从晋朝以来,这一潮流逐渐改变,出身草野荒泽的士人,还可以在清贵的仕途中显扬,到晋朝末年,就专门注重门第出身了。从此三公的儿子,可以傲视九卿人家。朝中大臣的后代,可以蔑视地方官吏的宗族。他们都表现出骄纵傲慢的样子,相互争夺微不足道的利益,只看重门第出身,而不讲贤德才能。像谢灵运、王僧达这种有才华却很轻狂浮躁的人,假如生在寒门之家,还是会落得覆亡摧折的下场,况且他们还受到家族势力的庇护,招致灾祸是理所当然的啊!

九月乙已日,北魏主拓跋濬返回平城。

丙寅日,北魏实行大赦。

冬季十月甲戌日,北魏主到北方巡视,想要征讨柔然,来到阴山,正赶上下雪。北魏主想要回去,太尉尉眷说:“现在我们发动大军去威慑北狄,离开都城不算远而陛下却要立即回去,敌人一定怀疑我们国内有灾难。将士们虽然感到寒冷,但是不能不继续前进。”北魏主采纳了他的建议。辛卯日,北魏军驻扎在车仑山。

刘宋积射将军殷孝祖在清水东岸修筑两座城池。北魏镇西将军封敕文攻打那里,清口守将振威将军傅乾爱拒守城池击败敌军。殷孝祖,殷羡的曾孙。皇上派虎贲主庞孟虬营救清口,青、冀二州刺史颜师伯派中兵参军苟思达前来援助,在沙沟击败北魏军。颜师伯,颜竣的族兄。皇上派司空参军卜天生率领军队联合傅乾爱和中兵参军江方兴共同抗击北魏军,多次打败敌军,斩杀北魏将领窟瓌公等多人。十一月,北魏征西将军皮豹子等人率领三万骑兵援助封敕文进犯青州,颜师伯领兵抵御,辅国将军焦度将皮豹子刺落马下,缴获对方的铠甲和长矛等装备,亲手杀死几十人。焦度,本来是南安氐人。

北魏主拓跋濬亲自率领骑兵十万人、战车十五万辆前去攻打柔然,穿过沙漠,旌旗绵延千里。柔然处罗可汗逃到远方,他的分支酋长乌朱驾颓等人率领几千个部落向北魏归降。北魏主刻石碑记述战功后返回。

当初,孝武帝刘骏在江州时,山阴人戴法兴、戴明宝、蔡闲担任典签,等到他即位,就把这三人都任命为南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这一年,三位典签都因为当初起兵时参与机密谋划,获赐爵位为县男。蔡闲已经去世,朝廷就追赐他官爵。

当时孝武帝亲自上朝处理政事,不信任大臣,而他的心腹和耳目,不能无所寄托。戴法兴非常熟悉从古至今的典章制度,平时一直深受重用。鲁郡人巢尚之,出身末流门第,他广泛学习文史,深得皇上的赏识,也被任命为中书通事舍人。凡是选才任官和惩罚奖赏等重大举措,皇上都要和戴法兴、巢尚之商议,朝廷内外的各种事务,大多交给戴明宝处理。当时三人权力很大,而戴法兴、戴明宝大肆聚敛钱财,凡是他们所举荐的官员,说出来从来没有不被批准的。天下想要求取官职的人都围绕在他们身边,家门外像街市一样热闹,家产都累积至千金。

只有吏部尚书顾觊之不去逢迎戴法兴等人。蔡兴宗和顾觊之关系很好,却嫌顾觊之风骨太冷峻。顾觊之说:“辛毗有句话:‘孙资、刘放只不过让我做不成三公罢了。’”顾觊之经常认为:“人的天性自有上天注定,不是依靠人的才智和力量就能改变的,人只应该约束自己而严守正道。可是愚蠢的人不能理解这一点,他们妄图抱有侥幸心理,却白白使自己在正道上吃亏,对自己的得失没有帮助。”于是他按照这种想法命令弟弟的儿子顾原撰写《定命论》用来阐明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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