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王叔文之党既贬，有诏，虽遇赦无得量移。吏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李巽奏：“郴州司马程异，吏才明辨，请以为杨子留后。”上许之。巽精于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战栗如在巽前。异句检簿籍，又精于巽，卒获其用。

魏徵玄孙稠贫甚，以故第质钱于人，平卢节度使李师道请以私财赎出之。上命白居易草诏，居易奏言：“事关激劝，宜出朝廷。师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钱赎还后嗣。”上从之，出内库钱二千缗赎赐魏稠，仍禁质卖。

王承宗叔父士则以承宗擅自立，恐祸及宗，与幕客刘栖楚俱自归京师。诏以士则为神策大将军。

翰林学士李绛等奏曰：“陛下嗣膺大宝，四年于兹，而储闱未立。典册不行，是开窥觎之端，乖重慎之义，非所以承宗庙、重社稷也。伏望抑谦之小节，行至公之大典。”丁卯，制立长子邓王宁为太子。宁，纪美人之子也。

辛未，灵盐节度使范希朝奏以太原兵六百人衣粮给沙陀，许之。

夏四月，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均恃有中人之助，于德音后进银器千五百余两。翰林学士李绛、白居易等上言：“均欲以此尝陛下，愿却之。”上遽命出银器付度支。既而有旨谕进奏院：“自今诸道进奉，无得申御史台；有访问者，辄以名闻。”白居易复以为言，上不听。

上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从则兴师讨之。裴垍曰：“李纳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国。陛下前许师道，今夺承宗，沮劝违理，彼必不服。”由是议久不决。上以问诸学士，李绛等对曰：“河北不遵声教，谁不愤叹！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自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四十余年，人情贯习，不以为非。况承宗已总军务，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诏。又范阳、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传，与成德同体。彼闻成德除人，必内不自安，阴相党助。虽茂昭有请，亦恐非诚。今国家除人代承宗，彼邻道劝成，进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则自以为功；若诏令有所不行，彼因潜相交结。在于国体，岂可遽休！须兴师四面攻讨，彼将帅则加官爵，士卒则给衣粮，按兵玩寇，坐观胜负，而劳费之病尽归国家矣。今江、淮水，公私困竭，军旅之事，殆未可轻议也。”

左军中尉吐突承璀欲希上意，夺裴垍权，自请将兵讨之。宗正少卿李拭奏称：“承宗不可不讨。承璀亲近信臣，宜委以禁兵，使统诸军，谁敢不服！”上以拭状示诸学士曰：“此奸臣也，知朕欲将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记之，自今勿令得进用。”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遭父丧，朝廷久未起复。从史惧，因承璀说上，请发本军讨承宗。壬辰，起复从史左金吾大将军，余如故。

初，平凉之盟，副无帅判官路泌、会盟判官郑叔矩皆没于吐蕃。其后吐蕃请和，泌子随三诣阙号泣上表，乞从其请。德宗以吐蕃多诈，不许。至是，吐蕃复请和，随又五上表，诣执政泣请，裴垍、李藩亦言于上，请许其和。上从之。五月，命祠部郎中徐复使吐蕃。

六月，以灵盐节度使范希朝为河东节度使。朝议以沙陀在灵武，迫近吐蕃，虑其反复，又部落众多，恐长谷价，乃命悉从希朝诣河东。希朝选其骁骑千二百，号沙陀军，置使以领之，而处其余众于定襄川。于是执宜始保神武川之黄花堆。

左军中尉吐突承璀领功德使，盛修安国寺，奏立圣德碑，高大一准《华岳碑》，先构碑楼，请敕学士撰文，且言：“臣已具钱万缗，欲酬之。”上命李绛为之，绛上言：“尧、舜、禹、汤，未尝立碑自言圣德，惟秦始皇于巡游所过，刻石高自称述，未审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不过壮丽观游，岂所以光益圣德！”上览奏，承璀适在旁，上命曳倒碑楼。承璀言：“碑楼甚大，不可曳，请徐毁撤。”冀得延引，乘间再论。上厉声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