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以前代的弊病作为借鉴，严格抑制宦官，宦官的官阶不许高于四品。唐明皇摒弃了固有的制度，重视任用宦官，尊崇他们，助长他们的威风，晚年时期命高力士批复章奏，甚至委任将军、宰相，也常常和他商量，从太子王公起无人不恭敬地侍奉他，宦官的气焰越发嚣张了。等到中原动乱，肃宗在灵武登临大统，将军队撤回，李辅国凭借东宫太子旧属的身份参预军事策划，过分的宠幸让他傲慢放纵，无法加以控制，甚至连爱子慈父都无法庇护，因为担忧恐惧而死去。唐代宗即位后，重蹈覆辙，程元振、鱼朝恩接连执掌政权，暗地里将刑赏大权玩弄在股掌之间，视听被堵塞蒙蔽，看待天子就像看待衣服一样，欺辱宰相就像对待奴隶一般。因此来瑱入朝觐见，被谗言陷害而被赐死；吐蕃侵袭京师郊野，将军情隐匿下来并不上报，导致唐代宗狼狈逃至陕州；李光弼担忧恐惧怀疑，郁闷怨恨，因此丧命；郭子仪遭到排挤罢官，在家赋闲，连祖先坟墓都难保；仆固怀恩含冤受到压制，无处申告，于是放弃功劳，改为背叛。唐德宗即位之初，大力整顿法纪，宦官略微受到贬斥。但是从兴元回到京师后，对诸位将领心怀猜忌，觉得李晟、浑瑊不值得信任，将他们的兵权全部夺取，而任命窦文场、霍仙鸣为中尉，命他们负责宫禁的值宿警卫，自此兵权便落到他们手中。唐宪宗末年，吐突承璀打算废黜嫡子，改立庶子，导致陈洪志之变。宝历年间，敬宗过于依靠宦官，刘克明和苏佐明进行谋反，此后绛王和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六帝，全都是宦官所立，势力越来越强横。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杨复恭、刘季述、韩全诲是宦官中的头目，甚至自称“定策国老”，将天子视作门生，根深蒂固，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唐文宗对于宦官如此行径十分痛恨，立志将他们铲除，以宋申锡的贤德精明，尚且无法有所作为，反倒深受其害，更何况是李训、郑注这类变化无常的小人，希望以短暂诡谲的计谋，剪除数代如胶似漆般坚固的同党。竟导致鲜血遍布宫禁道路，尸体堆在台省门，公卿大臣连续被杀，全家夷灭，天子装聋作哑，肆意饮酒，泪流满面，不敢出声，自比周赧王、汉献帝，难道不可悲吗！以唐宣宗的严格坚毅，明察秋毫，还只能闭目摇头，自称害怕，更何况像懿宗、僖宗的骄纵淫逸，只需有歌舞美女、击球狩猎就能够填满欲望，把全部政事交到宦官手中，将宦官称为父，就不足为奇了。贼寇玷污宫阙，两次来到梁州、盖州，全是田令孜导致的。昭宗无法忍受如此大辱，想要极力清洗，但是所任用的人不恰当，采用的方式不正确。开始的时候张濬在平阳战败，全军覆没，增强了李克用蛮横霸道的气势；杨复恭逃到山南去，开启了宋文通不遵臣节的想法；结果在皇宫中不停激战，箭头都射中皇上的衣服，昭宗迁至莎城，在华阴流寓，被囚禁在东宫遭受羞辱，又被劫持到岐阳。

崔胤被迫无奈，再次召请朱全忠出兵征讨。朱全忠率领大军围攻歧阳城，天子又一次忍受寒暑之苦，昭宗的膳食不足，王侯忍饥挨饿纷纷毙命，然后韩全诲被杀，昭宗才得以圣驾东行，铲除韩全诲的党羽，一个不留，但是唐朝的宗庙社稷却因此变成坟墓废墟了！如此看来，宦官的灾祸，起始于明皇，全盛于肃宗、代宗，大成于德宗，在昭宗的时候发展到顶点。《易经》说：“在霜上行走便知道严寒将会降临。”治理国家的人，应当防患未然，怎么可以不重视它的开端呢！以上这些是宦官导致祸患最为严重的事例。此外像危害贤才，导致祸乱灾难，出卖官爵讼事，败坏军队士气，伤害百姓，无法一一列举。

宦官的官职，从三王时起，都记载在《诗经》《周礼》中，用来规范整饬深宫内院的门禁，传达皇宫里外的话语，怎么能够没有呢？如巷伯的厌恶邪恶，寺人披侍奉君主，郑众的推辞奖赏，吕强的直言劝谏，曹日昇的拯救危难，马存亮的消弭灾祸，杨复光的讨伐逆贼，严遵美的避让高位，张承业的极尽忠诚，他们中难道就没有贤才吗？只是君主不该和他们商讨国家朝政以及任免官吏的大事，让他们有了威福可以摆布他人而已。要是宦官有人犯罪，小的罪行就处罚他，大的罪行就诛杀他，不予宽赦。这样的话，就算允许他飞扬跋扈，还有谁能敢呢！怎么可以不详加审察善恶，不辨明是非，想要如同割去蔓草、捕杀鸟兽那样赶尽杀绝，可以消除祸乱吗！因此袁绍在前面进行屠杀而董卓就使汉室衰弱，崔胤在后沿袭杀戮而朱氏篡夺大唐帝位，尽管痛快地发泄了一时的愤怒，但是国家也随之灭亡了。这就像讨厌衣服上的污垢就将衣服烧掉，担心树木会生蛀虫就将树木砍掉，那带来的伤害不是更多了吗！孔子说：“人要是不仁慈，对他的痛恨又到了极致，就会发生祸乱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了！

王师范派使者将出兵讨伐朱全忠的事告诉给李克用，李克用送去书信表扬他。河东监军张承业也劝谏李克用出兵援救凤翔，李克用攻打晋州，得知皇上已经东归，于是停兵。

杨行密秉承君命加授朱瑾为东面诸道行营副都统、同平章事，任命升州刺史李神福为淮南行军司马、鄂岳行营招讨使，任命舒州团练使刘存担任他的副手，率军攻打杜洪。杜洪部将骆殷在永兴镇守，弃城逃走，县民方诏占领永兴城并投降。李神福说：“永兴是大县，是军需粮草运输的依靠，相当于获得一半的鄂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