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善授权，终将累及自我。作为统治者，不仅要能识人辨人，更要能够知人善用，因才授职。如果不能合理安排，而是事事亲临，难免分身乏术，穷于应付。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受到后人敬仰，但他“事必躬亲”的方法，也遭到批评。“事无巨细，必躬亲之”，什么事都亲自处理，忙得没日没夜。司马懿听说后，断言：“亮将死矣。”不久，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

选贤任能适当授权，以众智为己智，以众力为己力，才是真正的智慧。既不用事必躬亲，又不脱离民众。汉高祖刘邦总结经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可以说是驾驭臣下的典范。善于任用刚健能为的大臣，辅助自己君临天下，正是其明智之处。对于人才的运用，做到委以重任的同时，又要适当加以控制。从传统文化来看，个人如果拥有了权力，假如道德修为较低，制度上又缺乏监督和管理，那就很容易堕落成为危害国家和民众的“硕鼠”。这是值得注意和警惕的。

5.民心向背，至关重要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作为身居高层的统治者，只有深入了解民生疾苦，才能管理好国家，获得广泛支持。鬼谷子在本篇说：“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方上下、左右前后，荧惑之处安在？”君主要把握天、地、人三才之道，以及四方上下、左右前后的情况，多向圣贤询问，遇到事情就不会迷惑。以上所讲指君主要广泛吸取意见，关心民生疾苦。治理国家在于民心，能够顺应民心，得到民众扶持，就能维持稳定，这也是本篇的重要观点。

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由此可见，民众的力量不可忽视。秦始皇吞并六国一统海内，建立了强大的帝国。但他推行严刑峻法大兴徭役，很快失去了人心。秦二世胡亥更是昏庸暴虐，不仅杀死了兄长扶苏，还采用赵高的建议，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大批功臣。受到牵连而被杀的人不计其数，全国处于极端恐怖氛围。朝廷混乱官员营私，百姓更是水深火热。仅仅三年，秦王朝便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所推翻。

司马迁评价秦朝灭亡的历史，说：“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如果统治者不施仁义，只用强权压制臣民，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就会引发民众的铤而走险。可见，凭借手中的权力和地位嚣张一时，结局往往不会很光彩。就是有权有势如君主，也并不是天下的主宰，真正的主宰是民心向背。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把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比作水与舟的关系。纵观古今，每个王朝的建立和颠覆，都验证了人民群众在历史潮流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6.赏罚分明，公平公正

对于统治者来说，只有做到取信于民赏罚分明，才能维持良好的社会风气。“用赏贵信，用刑贵正。赏赐贵信，必验于耳目之所见闻；其所不见闻者，莫不暗化矣。”鬼谷子认为，赏与罚关键在于“信”与“正”。有功不赏，人民就会消极处事，不思进取；有过不罚，人民就会放纵行为，任意懒散。

战国时的商鞅变法，从立木树信开始。商鞅将要推出新的法令，担心民众不信服，于是在城墙南门放了一根木头，声称若是有人把它搬到北门去就赏十金。一开始，大家都不相信，没人去动手。商鞅便将赏金增加到五十金。就有人将木头扛到了北门，结果获得重赏。由此得到了人们的信任。于是，商鞅下令颁布法令。

新的法令颁布了一年，秦国百姓前往国都控诉新法不便的数以千计。这时，太子也触犯了法律，商鞅说：“新法不能顺利施行，是因为上层人士带头违犯。”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以刑罚，便对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处刑，另一个老师公孙贾脸上刺字，以示惩戒。百姓听说此事，都遵从了法令。新法施行十年，秦国逐步走向富强，人们勇于为国作战，不敢再行私斗，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商鞅变法为秦始皇“扫六合、四海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只有赏罚分明才能公平公正。规矩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保障。刑罚的制定要勇于创新，与时俱进。太严格就会不利实施，太松泛则会遭到忽视。

有时候，赏不仅是论功行赏。特殊情况下，为了鼓舞士气，即使无功也要行赏。罚的原则是有过必罚。通过道德感化、说服教育解决不了的，就要给予惩罚，做到惩教结合，双管齐下，才能取得预期效果。因此，统治者管理国家，不要一味用柔，否则就会优柔寡断。法律无情，不管是谁，只要犯了法，就没必要讲情面。

现实生活中，经常有一些“以权凌法”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有了点权利和地位，就凌驾于法律之上，恣意妄为。这些人不受到惩处，社会风气很难根本好转。所以，赏罚的原则是：有功就赏，有罪就罚；执法严明，宽严相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