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兴喜欢经书典籍，特别喜欢《左氏传》《周官》，擅长历法、算术。杜林、桓谭、卫宏等莫不向郑兴请教，切磋经义。后世人研习《左氏传》，多师法于郑兴。贾逵自称继承了父亲的学业，因此有郑、贾学说。郑兴离开莲勺县，不再出仕为官，在阌（wén）乡客居，教授学生。三公府多次征召，郑兴不肯应召，在家中去世。儿子郑众。

郑众，字仲师，从十二岁起跟随父亲学习《左氏春秋》，专心致志做学问，熟悉《三统历》，著《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经》《诗经》，闻名于当时。

建武年间，皇太子和山阳王刘荆通过虎贲中郎将梁松，用缣帛聘请郑众，欲让郑众编写《春秋通义》。并且将郑众的名籍列入出入宫殿的名册，以方便其出入。郑众对梁松讲：“太子是当朝储君，不应该结交士人，对此，汉室有制度规定。藩王更不应该私下结交宾客。”遂辞让，不肯接受聘请。梁松暗示郑众，这也是“长者的想法，不要违逆”。郑众说：“触犯禁令而犯罪，不如坚守道义而死。”太子和刘荆知道郑众的态度后，莫不感到惊讶，于是不再勉强。及至梁氏败亡，宾客中有很多人受到牵连，只有郑众，因为拒聘，没有受到牵连。

明帝永平初年，司空（御史大夫）府认为郑众熟悉经书，征召郑众，在宫中担任给事。再后来，郑众担任越骑司马，仍然保留给事中的职务。当时，北匈奴派遣使者向朝廷请求和亲。明帝永初八年，明帝派遣郑众持符节出使匈奴。郑众来到北匈奴王庭，匈奴欲令郑众下拜，郑众不肯屈服。单于大怒，派兵围住郑众的帐篷，也不向郑众提供水、火，欲迫使郑众屈服。郑众拔出佩刀，以死表明决心，单于担心出事，慌忙制止。此后又派出使者，跟随郑众返回京师。群臣在廷议时，认为可以再派使者，回访匈奴。郑众上疏谏言：“臣听说，北匈奴单于让汉廷派出使者，欲以此离间南匈奴单于，并巩固与西域三十六国的关系。而且，北匈奴可以借此对外宣称，已经与汉室和亲，向邻近的敌国夸耀，令西域诸国欲归附汉朝者心生狐疑，让怀念中土的西域人断绝与中原交往。汉廷派出使者，到达北匈奴王庭，北匈奴单于会更加自信，一定会自以为得计，规劝单于附汉的大臣也不敢再进言，这样一来，南匈奴也会发生动摇，乌桓也会有叛离之心。南单于在汉地居住时间很久，了解汉地的地形地貌，熟悉汉情，一旦叛离，很快就会成为边患。而今，有度辽将军镇守北部边陲，威风凛凛，即使朝廷不再派出使者回访，北匈奴也不敢胡作非为。”明帝没有采纳郑众的谏言，再次派郑众出使北匈奴。郑众又上疏谏言：“臣此前奉诏命出使，没有向北匈奴单于下拜，单于为此而忌恨，派兵围住臣的帐篷。此次再次奉诏出使，一定会遭到单于羞辱。臣诚不愿持大汉符节，面对匈奴毡房下拜。如果匈奴迫使汉使屈服，一定会有损大汉的威望。”明帝不听，郑众不得已，只好择日启程，在路上继续上书，分析出使匈奴的利弊。明帝下诏，严厉斥责，追回郑众，把郑众关押在廷尉署监狱。恰逢大赦天下，郑众被释放回家。

再后来，明帝接见北匈奴来使，询问郑众上次出使匈奴为礼仪与单于争执之事。来使解释，匈奴人都在传扬郑众的气节，非常钦佩，即使苏武当年出使匈奴，也不过如此。明帝重新召回郑众，拜为军司马，让郑众与虎贲中郎将马廖一起进攻西域车师国。汉军前进至敦煌，明帝又拜郑众为中郎将，诏令郑众担任西域都护。恰逢匈奴胁迫车师国，围攻戊己校尉，郑众发兵救援。后来，郑众又担任武威郡太守，在任上整修武备，匈奴不敢来犯。此后，郑众转任左冯翊，在任上政绩优异。

章帝建初六年，郑众代替邓彪，担任大司农。当时，章帝决定恢复盐铁专卖，郑众谏言，认为不妥。章帝下诏，严厉斥责，直至遭到官员弹劾，郑众仍然坚持己见，不肯改变。章帝没有听从郑众的劝谏。在位期间，郑众以清廉正直而闻名。再后来，郑众接受诏命，著述《春秋删》十九篇。章帝建初八年，郑众在任上去世。

儿子郑安世，继承家学，后来担任长乐宫、未央宫厩令。延光年间，安帝废黜太子刘保，降为济阴王，郑安世与太常桓焉、太仆来历等坚持正议，与安帝争执。及至顺帝刘保即位，郑安世已经去世，顺帝追赐郑安世的后人钱、帛，任命郑安世的儿子郑亮为侍郎。郑众的曾孙郑公业，另外有传记。

范升，字辩卿，代郡人。范升从小失去父亲，成为孤儿，跟随外祖父生活，九岁起开始学习《论语》《孝经》。及至长大成人，范升学习梁丘氏《易经》以及《老子》，同时教授学生。

王莽的大司空王邑征召范升，拜为议曹史。当时，王莽多次用兵，攻打蛮夷、匈奴，赋敛、徭役沉重。范升向王邑谏言：“范升听说，作为人子，以不听他人非议父母为孝顺；作为人臣，以不听他人非议君主为忠诚。而今，群臣皆称颂朝廷为圣朝，皆称颂公为圣明。人们常说，圣明者无所不见，圣朝者无所不闻。天下之事，犹如日月昭显，犹如雷霆隆隆，而圣朝视而不见，圣公充耳不闻，那么天下苍生，岂不是呼天不应？公认为做得对，不肯讲话，则过错还小；已经知道朝政有误，还要照着去做，那么过错就大啦。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公身居高位，不能免责。天下苍生把政策失误归罪于公，也毫不奇怪。朝廷把远方夷狄不肯归附常挂在心里，范升认为，百姓怨恨朝廷，才是最大的忧患。如今，朝政违背民意，法规背离道义，前车覆辙，后车履痕。政策在实施时，处处碰壁，仍然一意孤行，后面的问题，恐怕会更大，问题暴露得愈晚，后果会更加严重。正当春天岁首，朝廷还要征调大军，征伐匈奴。军粮准备不足，田地荒芜，无人耕种，谷价腾贵，每斛米卖到数千钱，官吏、百姓犹如在水火中挣扎，这绝非国家之福。长此以往，胡、貊又会聚集在塞下，青州、徐州的贼寇又会起兵造反。范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悬，免去百姓困厄。不可以用书信传达，恳请明公召见，当面陈述。”王邑持有同样的想法，但还是没有采纳范升的谏言。此后，范升称病，恳请退休。王邑不听，令范升乘坐传车，出使上党郡。后来，范升与汉军见面，留在上党郡，没有返回长安。

建武二年，光武帝在怀宫召见范升，拜为议郎，后又升任博士。范升上疏辞让：“臣与博士梁恭、山阳郡太守吕羌一起学习梁丘氏《易经》。此二老为耆艾老臣，经学贯通，臣没有及时引退，与梁恭、吕羌一起并立朝堂，担任博士。臣深知，吕羌的学问，难以望其项背，臣与二老并列，无颜面对世人。诵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以充当人师，臣愿意辞去博士位，以避让梁恭、吕羌。”光武帝没有答应，更加看重范升，多次召见。每当朝廷有事情，就会召见范升，向范升咨询意见。

当时，尚书令韩歆上疏，奏请朝廷为费氏《易经》和《左氏春秋》设立博士，光武帝下诏，将奏议交予大臣廷议。

建武四年正月，光武帝在云台召见公卿、大夫、博士。光武帝说：“范博士可以到前面来讲话。”范升起身回答诏问：“《左传》不以孔子为祖师。《左传》出自左丘明之手，通过师徒传授，又没有传世的圣人。而且，先帝在世时，并没有肯定《左传》，不应该设立博士。”范升与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相互诘难，直至日中，辩论才结束。退朝后，范升向光武帝上奏：“臣听说，国君做事不参考古人，难以承受天命；臣子做事不引述经典，难以侍奉国君。陛下痛惜儒学衰微，劳心苦意，关心经学的发展，意在兼收并蓄。异端邪说却借此机会争相露面。近来，有关官员奏请为京氏《易传》设立博士，朝廷负责官员不能据理驳斥，纠正谬误。京氏《易传》设立博士，费氏《易传》也会有想法，《左氏春秋》也会仿效。京氏、费氏有了博士，接下来高氏，《春秋》诸家，还有驺氏、夹氏。如果朝廷让左氏、费氏设立博士，高氏、驺氏、夹氏，《五经》诸家流派，也会提出要求。诸家争执不下，各种乖谬学说，纷纷登场。顺从他们的要求，经学将会失去本意，不顺从他们的要求，则会轻视研修儒学的士人。到那时，陛下为设立博士，将会穷于应付，烦不胜烦。孔子说：‘广求博学，用礼仪加以规范，勿使其背离经学。’博学而不加以约束，必然会离经叛道。颜渊说：‘老师使我博学，同时以礼仪规范。’孔子可谓懂得教育，颜渊可谓善于学习。老子说：‘按照道义求取学问，私欲会逐日减少。’减少和约束的作用，是相同的。老子还说：‘舍弃不必要的学问，就会减少思虑。’讲的是舍弃不必要的末学。而今，费氏、左氏两家学说并没有师传，却冒出许多异端邪说。先帝在世时，很多儒学大师提出过疑问。京氏《易传》虽然受到肯定，但很快就遭到废弃。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诗经》《尚书》的确立，是经过长时间检验的。孔子在世时，专门到王室京畿做过考察，一直到知天命之年，从卫国返回鲁国，专心整理《雅》《颂》。而今，陛下草创制度，朝廷纲纪还未确立。虽然设立学官，还没有招收弟子，《诗经》《尚书》还没有正式讲授，礼乐典礼还没有制定。过早确立左氏、费氏博士，这并非当务之急。孔子说：‘批判异端邪说，可以消除对经学的危害。’《公羊春秋》讲：‘闻疑传疑，闻信传信，尧舜之道，就此保存下来。’愿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显示本朝回归正途，并不独断专行。天下之事之所以有异者，就是因为并不同出于一源。《易经》讲：‘天下所有的变化，都来自一个本源。’还说：‘正其源，万事可理。’《五经》的确立，来自孔子，谨奉上《左氏春秋》十四处错误的地方。”当时，提出诘难的大臣认为司马迁多引用《左氏春秋》，范升又呈上司马迁悖逆《五经》的地方，以及谬引孔子的地方，还有《左氏春秋》不可采用的三十一件事情。皇帝下诏，交由博士们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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