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宠担任过两个郡的太守，后又在宫中担任三个部门的重要职务，所任职务，均有政绩，受到当时人称赞。和帝永元十六年，陈宠代替徐防，担任司空（御史大夫）。陈宠熟悉法律，兼通经书，奏议温文尔雅，是一位称职的副丞相，在位三年，去世。和帝诏命太常南阳郡人尹勤代替陈宠，担任司空。

尹勤，字叔梁，喜欢读书，早年在人静处隐居，门前荆棘丛生，当时人钦佩尹勤，认为尹勤重视气节。尹勤以参与定策拥立安帝有功，受封为福亭侯，享受食邑五百户。安帝永初元年，雨水过多，庄稼受淹。安帝策书，免去尹勤的司空职务，返回封邑。尹勤因病去世，没有子嗣，撤销封邑。

陈宠的儿子陈忠。

陈忠，字伯始。安帝永初年间，陈忠接受司徒府征召，三次升迁，担任廷尉正，以才能卓越，受到称赞。司徒刘恺举荐陈忠，说陈忠熟悉法律，应该在中枢机要任职，安帝擢拔陈忠为尚书，负责协助三公府掾曹处理刑案。陈忠认为，家族世代研习刑律、法典，用心务在宽恕，父亲陈宠在此前担任廷尉，上奏朝廷，撤销汉法中超过周代《甫刑》的律令，还未来得及施行，陈宠被免，这件事情被搁置，判案官员仍然以苛刻为务，犯人不堪忍受。陈忠按照陈宠当年的奏议，又重新上奏，例举二十三条，补充《决事比》，补救案件判决过程申诉过繁、过苛之敝。陈忠又上奏朝廷，免除宫刑；废除贪赃官吏，三代人不得出仕的禁令；精神病人杀人，可以减免死刑；母子兄弟代替服刑，可以批准，赦免替代者死罪。这些奏议，均得到批准。

及至邓太后驾崩，安帝亲理朝政。陈忠认为执政之初应该招贤纳士，辅佐朝廷，推行教化。陈忠多次上疏，推荐民间隐逸士人，正直士人如冯良、周燮、杜根、成翊世等得到举荐。后来，公车署礼聘冯良、周燮等。再后来，连年灾异，安帝下诏，举荐有道之士，朝中公卿百官，各自密封上疏。陈忠认为，皇帝诏书打开谏言之门，上疏谏言者，或许会有言辞激烈之处，使得皇帝难以接受。陈忠上疏，预先让安帝做好思想准备：“臣听说，仁君应该胸怀宽广，能容纳高山渊薮，能容忍难以容忍之谏言。忠臣应该竭尽忠诚，不惧有逆言之祸。因此，在高祖朝，舍人周昌敢于用桀、纣比喻皇帝；在文帝朝，爰盎用人豕讥讽太后；在武帝朝，东方朔有宣室之正言；在元帝朝，薛广德以自刎胁迫元帝，阻止元帝车驾走水路。在往昔，晋平公向叔向咨询：‘国家的隐患，哪一种最大？’叔向回答：‘大臣享受俸禄，却不能直言进谏，小臣畏惧有罪，不敢放胆直言，下情不能上达，这是国家最大的隐患。’晋平公说：‘讲得好。’于是下令：‘寡人希望，群臣都能够进善言。有阻止群臣谏言，致使下情不能上达者，以死罪论处。’而今，陛下明诏，崇尚殷商高宗之德行，推崇春秋宋景公之诚意。引咎自责，反躬自省，向群臣咨询意见。有言事者看到杜根、成翊世等蒙受皇恩，因上表得到录用，身居要职，也会受到影响，争相谏言。有些言事者，说话不免率直，如果有嘉言良谋，应予以采纳。如果见解偏颇，话中有讥讽之意，虽然逆耳，与事实有出入，还望陛下优容宽恕，以显示圣朝有不避忌讳之美。如果是有道之士，在对策中有真知灼见，陛下应该认真考虑，予以褒赏，或晋升一级，以拓宽谏言之路。”安帝看了奏书，特地下诏，把通过考试的沛国士人施延提拔为侍中，施延后来官至太尉。

中常侍江京、李闰等，均被封为列侯，在朝中掌握权柄；安帝偏听偏信奶妈王圣，封王圣为野王君。陈忠深感愤懑，但又不能直言进谏，于是写了《缙绅先生论》，予以讥讽，文章很长，不再赘述。

安帝即位之前，有两位皇帝驾崩（注：和帝刘肇、殇帝刘隆）。朝廷政令松弛，盗贼蜂起，百姓流亡于途中，郡县仍然粉饰太平，隐匿罪案，没有人愿意督察。陈忠深感忧虑，上疏朝廷：“臣听说，轻罪为重罪之开端，小罪为大罪之渊薮。因此说，大堤溃决来源于蚁穴，吹气泄露来源于针芒。明察者重在防微杜渐，明智者重在明察秋毫。《尚书》讲：‘小错不可姑息。’《诗经》讲：‘不可纵容诈伪之人，谨防不善之人。’人们常讲，欲从根本上防止祸患，一定要深谋远虑。臣注意到，永初元年以来，贼寇骚扰地方，案件频发。贼寇攻打邮亭，烧杀抢掠，杀伤百姓。对小偷小摸，如果不加以制止，很快就会发展为盗贼；对盗贼不加以惩治，很快就会发展为贼寇；贼寇聚集成群，一定会酿成祸乱。因此，对于逃亡的罪犯，按照法令，应该及时追捕，为逃亡罪犯提供饮食方便者，严重者可以判处死刑。最近以来，朝廷对此重视不够。州郡负责缉拿逃犯的官员玩忽职守，县长、县吏不能严加防范，尸位素餐，博取虚名。大家都忌讳地方上有盗贼，担心被追究。即使有盗贼出没，也不愿意缉捕。有些官员渎职，致使无辜百姓受到伤害。有些官员借追捕盗贼之名，变相增加赋敛，即使有官吏追捕，也是敷衍了事。以至于受到伤害的人家，不敢向官府申告，左邻右舍，相互隐瞒，有人甚至拿出钱财，让贼寇赶快离开。贼寇犯下大案，无法隐瞒，才不得不作为案件上报，致使贼势猖獗，形成气候。官员受到惩治，皆由于贼势猖獗所致，前年，渤海郡的张伯路，就是教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其形迹不远，如果仅仅就事论事，不从根本上找出原因，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应该整理积案，以杜绝贼寇蔓延之势。从今以后，贼寇肆虐，被相邻郡县发现，一旦查实，案发地官吏一律按照法律查处，县尉降级一等，县令、县长罚俸三个月，第二次发现，县尉免官，县令、县长降级一等，第三次发现或三次以上，免去县令、县长的职务。可就此奏议，拟定法律条令，以诏书形式，颁发各地，特别敕令州部刺史严格执行，以猛济宽，警示地方。天气进入大暑，阴阳失调，寒气袭人，气候违逆时令，地下涌水，显示出异象。上天降下异象，必然有其缘故。朝廷应该举荐有道之士，策问国家施政时应注意的问题。国家有事，出现差错，才会寒热异常，有道之士会有嘉言良谋，以回应天诫。”

安帝元初三年，太后下诏，大臣须为父母服丧三年，才能官复原职。陈忠为此上疏：“西汉宣帝朝有规定，在边疆从军屯垦或在官府服徭役者，祖父母去世，未满三个月，一律免除徭役，令其回家奔丧送终。奏请按照此规定执行。”太后采纳陈忠的谏言。到了安帝建光年间，尚书令祝讽、尚书孟布等上奏：“孝文帝主张薄葬，光武帝废除官员告假奔丧的规定，应该继续执行，不要更改。奏请恢复建武年间的旧例。”陈忠上疏：“臣在《孝经》读到，人们崇尚孝道，始于爱护亲人，终于为父母服丧。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无论尊卑贵贱，其道理相同。父母对于子女，同呼吸，共命运，犹如肢体，不可分割。父母对子女有三年怀抱之恩。先圣从人情出发，制定丧葬礼仪，服丧二十五个月。《春秋》记载，大臣为父母服丧，国君三年不诏命大臣出来做事。鲁国国君有难，闵子骞身穿缞绖丧服，出来为国君做事，事毕继续服丧，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因此说：‘国君用人，不合乎礼仪，臣子为国君赴难，合乎礼仪。’周室衰微，礼制遭到破坏，《诗经·蓼莪》吟唱：‘盛酒的小瓶空了，这是盛酒大瓮的耻辱。’意思是说，大臣不能尽人子之孝，是国君的耻辱。高祖接受天命，建立汉朝。萧何创立制度，规定大臣服丧可以告假，以表达哀伤之情。建武初年，天下刚刚结束战乱，诸项国策多简便易行，大臣服丧不得告假归宁。朝中群臣从私念出发，只顾享受俸禄，很少有人服丧三年，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礼仪制度遭到漠视。大汉建国，继承的是经济衰败，民生凋敝的局面，先王制定制度，依然在恢复中。从孝文帝起，开始恢复藉田；从孝武帝起，开始举荐孝廉；从元帝、成帝起，开始规范郊祀；明堂、辟雍、灵台的建立，是在明帝朝完成；大臣为父母服丧三年，是由陛下颁布诏令施行。这些都是圣功美业，流芳后世。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能做到这些，治理天下，犹如攥紧拳头。’臣奏请陛下登高北眺，以思念母亲甘陵之心，揆度臣子为父母服丧之义，让海内百姓各得其所。”宫中宦官从中作梗，把陈忠的奏文压下。最终，安帝采纳祝讽、孟布的谏言，编入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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