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殡殓埋葬死者，以薪柴为棺，葬在野外即可，不封不树，也没有服丧的期限。后世圣人把薪柴改为棺椁，以桐木为棺，用葛藤捆扎，向下挖掘土壤不及泉水，距离地面不露臭气。从中古以后，才改用楸梓槐柏杶樗等木材，各地根据条件，用胶、漆涂抹棺椁，使棺椁变得坚固，在地下存留的时间久一些，仅此而已。如今，京师的皇亲国戚为死者下葬，一定要用江南的檽梓，豫章的木材。距离京师遥远的地方，也竞相仿效。像檽樟、豫章的木材，地处偏僻，要在高山上采伐，再从深谷中运出，通过海路，沿着淮河，溯黄河而上，直到洛水。木材上岸，再经过工匠制造、雕刻，经年累月。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制成重达千斤的棺椁，动用万夫之役。东边到乐浪郡，西边到敦煌郡，耗费人力，耽误农时，影响到万里以外。在古代，死者有墓，但不筑坟；中古时，筑坟，但不崇高。孔子葬母，坟高四尺，遇到下雨坍塌，弟子请求整修坟墓。夫子哭着说：“在古代，是不修坟墓的。”及至儿子孔鲤去世，孔子为儿子准备棺木，没有外椁。文帝葬在芷阳，明帝葬在洛南，都没有在墓葬中埋藏珠宝，也不起山陵，陵墓虽然卑矮，更显示仁君的品德高尚。如今，京师的皇亲国戚，以及郡县的豪门大姓，生前并没有尽力奉养，父母死后却要大肆铺张。有些还用上金缕玉衣，棺椁一定要用檽梓楩錻，在墓葬中，埋藏大量的珍宝、偶人、车马，坟墓造得十分高大，墓区广种松柏，建起庐舍、祠堂，为的是显示奢华。鄗邑、毕邑两地的陵寝，还有南城曾皙的墓冢，都很简陋，周公并非不忠，曾子并非不孝，褒扬君父的圣德，爱护父亲的名誉，不在于耗费大量钱财殡殓，不在于埋葬大量车马。在往昔，晋灵公横征暴敛，用大量的财富雕镂墙壁，《春秋》认为灵公违背仁义道德；宋国大夫华元、乐举厚葬宋文公，君子认为宋国大夫违背臣子应尽的道义。对比今天的官员、百姓，僭越礼制，奢侈淫靡，更是违背天道！

《实贡篇》讲：

重用贤者，国家兴旺，重用谄谀，国家衰败；重用忠臣，国君安稳，重用佞臣，国君危殆。这是古往今来的定论，人所共知。然而，国家衰败，国君危殆的事实，却总是存在，继踵不绝。难道说，在当时，就没有忠信、正直之士，或忠信、正直之士苦于谏言，难以奏效？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在殷商末世，仍然有三位笃行仁义的忠臣，小小的卫国，仍然有很多君子。今天，以大汉国土之辽阔，士民之众多，朝廷之清明，上下之努力，而官员却无善吏，身居高位者，却找不出良臣！难道这个世代，没有贤士出世？恐怕还是朝廷取士用士，出了问题。一般来讲，志向高远者，追随的人少，随波逐流者，聚集的人多，凡结交朋党，大多出于私心，背离实务而趋于浮华。能够推荐士人的官员，也不能按照士人的才干、品行作为举荐的标准，而是虚造声誉、妄生羽毛，忽略被举荐者的才能。官员每年要向朝廷举荐二百人。考察举荐时的评价，德行堪比颜回、冉有，再考察士人的行政能力，却不及中人。这样的士人，一旦担任官员，再转相举荐，其后果堪忧。士人贵在能否发挥作用，至于人品，未必求全责备。四友虽美，才能难以兼备；三仁崇高，决断差强人意。高祖受命，拥有天下，辅佐的大臣并非都是完人；光武帝重用士人，有很多来自王莽阵营。更何况在太平盛世，怎么能说没有人才！

明君圣王发布诏命，犹如雷声；忠臣应和，犹如回音。长短大小，清浊徐疾，必然有类似之物。磨玉须用坚硬的石头，洗金须用食盐淘洗，濯洗锦缎须用鱼鳔，浣洗布匹须用草木灰。这叫作一物降一物，物有以贱理贵，以丑化好者。智者弃短取长，重要的是功效。今天，被举荐的士人，要考察他们的行政能力，某人身上或许有瑕疵，不必求全责备，有的人健谈，有的人缄默，各由其便。像萧何、曹参、周勃、韩信这样的人才，何愁不能发现，像吴汉、邓禹、梁统、窦融这样的贤士，将会接踵而至。孔子讲：“是没有想到啊，真想到了，人才怎么会遥不可及呢？”

《爱日篇》讲：

国之所以为国，是因为有人民。民之所以为民，是因为有粮食。粮食之所以丰收，是因为洒下的汗水。汗水之所以能够带来收获，是因为日复一日的劳作。国家太平，总希望太平之日长久。太平之世，人民闲暇有余力；天下大乱，国民就会度日如年，在动乱中受困，能力就得不到发挥。时光舒缓，并非羲和之功，时光缓慢，是因为君主开明，人民服从治理，人才得到重用。时光短促，并非太阳运行过快，时光蹉跎，是因为君主昏聩，臣下作乱，国家不能有效治理。孔子讲：“既庶则富之，既富乃教之。”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困；富足感觉时光舒缓，贫困感觉暗无天日。圣人深知人民乃国力之本，重视国家的基础，朝廷要减省徭役，让民众得到休息。当年，尧帝诏命羲和，要敬奉昊天，尊奉时令，敬授民时。在明帝朝，公车署规定在凶日不接受奏章，明帝听说后，批驳：“民众放弃农桑，远道而来，扣诣阙门，公车署竟然以禁忌为由，拒绝奏章，这是为政者应有的态度吗？”遂撤销规定。如今，蒙冤受屈的民众，希望能得到申诉的机会，当地县令、县长，却像神明一样，难以见到。百姓放弃农桑，赶往郡府，郡府却以时间不到不予以通报，不向官吏行贿，就看不到官员。有些人不得不连日等待，有些只好转向打点；或者拜托邻里，馈送食物，以应付受惠者。辛勤劳作的时间被耽误，天下人吃饭的问题，能不受到影响？

孔子讲：“审理讼案，我与其他人一样。”由此看来，中人以上，就可以判明曲直，乡亭小吏，也能判断是非。之所以有这么多蒙冤受屈的百姓，其中必有原因。理直者不屈不挠，理曲者谄谀行贿。不屈不挠者，官吏得不到好处，行贿者盛行，就会徇私枉法。如果诉讼案件出现反复，审案的官员要负责任，官员以应负责任之故，不得不在县府违法判案。羸弱百姓缺少乡党的支持，要与当地豪绅对簿公堂，怎能不蒙受冤屈？县里官员听信地方官吏，故维持原判。如果诉讼出现反复，县官应负连带责任，县官因为受到牵连的原因，案件又上送至郡府。以一小民百姓之身份，要与一县主官对簿公堂，蒙受的冤屈，怎么能得到伸张？诉讼之事再有反复，郡府官员也应负连带责任，郡府官员以负责任之故，案件又移送至州部。以一小民之身份，要与郡府官员对簿公堂，其蒙受的冤屈，怎么能有获胜的机会？州部官员不理此案，案件只能上诉至三公府。三公府不审理，案件只能迁延岁月。贫弱百姓孤苦无依，当地豪强即可拖延时日。像这样审理案件，什么样的冤案能够得到昭雪？正直之士心怀怨结，得不到伸张机会，猾吏奸轨违法，得不到惩治，这是小民百姓容易受到侵害、天下有这么多冤案的原因。

除上天降灾之外，仅以人为造成的冤案来讲，从三公府到州郡，到乡县司法官吏，为百姓诉讼判案者，案件错综，反复审理，每日有十万件。一人有事，二人断案，就是三十万人不能经营。以中等农户计算，每年有三百万人因为诉讼，要忍饥受困。盗贼滋扰，怎么可能消除？太平盛世，何时可以到来？《诗经》讲：“莫肯念乱，谁无父母？”百姓不能富足，君王又如何富足？这些问题，能不深思吗！能不深思吗！

《述赦篇》讲：

凡是治疗疾病，一定要先查验脉搏之虚实，病气之所在，然后再开出药方，这样，疾病才能痊愈，寿命才可以延长。作为国君，一定要先知道百姓的疾苦，祸乱的起因，然后再颁布禁令，这样，奸邪才可以制止，国家才可以安定。如今，危害百姓最甚者，莫过于以钱赎罪。以钱赎罪，恶人猖獗，善人受到伤害。怎么会这样？百姓不做违法之事，官吏执法公正，不畏地方豪强，不惧奸宄欺诈、造谣诽谤。要让人们知道，奸猾之徒是花钱才得到赎免。黎民百姓受到冤屈，需要到阙庭申冤，一万人中，只有几个人能去；能得到审理者，百人中不过一人；能面对尚书申诉，十人有六七人会空手而归。轻薄之徒，奸猾之辈，一旦陷入法网，受害者家属，恨不得将其千刀万剐，以解心头之恨。而为非作歹者，一旦得到赦免，就会让恶人趾高气扬，争相夸耀。盗贼穿着盗来的衣服，堂而皇之地走在失主门前；孝子看到仇人无可奈何，被盗的财物拿不回来。还有什么样的痛苦，能超过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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