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瑗善于写作，文辞俊美，尤其擅长书、记、箴、铭，著有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埶》、《七言》，共计五十七篇。特别是《南阳文学官志》，流传于后世，世上文学高手自愧不如。崔瑗爱惜士人，喜欢接待宾客，常在家中准备珍馐美味，用各种美食招待客人，不问家中是否还有余产。崔瑗自己吃饭，仅为菜羹蔬食。家中无一担米的积蓄，当世人称赞崔瑗清廉。

崔寔，字子真，也叫崔台，字符始。从幼年起，崔寔性情沉静，喜欢阅读古文典籍。父亲去世，崔寔在父亲墓旁搭盖茅屋隐居。服丧期满，三公府征召，崔寔不肯应召。

桓帝初年，桓帝诏令朝中公卿、郡、国，举荐至孝、特立独行的士人。崔寔被郡府举荐，受召至公车署。崔寔称身体有病，不肯参加对策，后被任命为郎官。在任上，崔寔通晓朝廷的行事方式，作为郎官，才能绰绰有余。崔寔就朝政多次谏言，达数十条之多，汇集成册，起名字叫《政论》。崔寔的文章能够切中时弊，主旨明确，被当时人称道。仲长统曾经说：“作为人主，应该把《政论》抄写一遍，放置在座位旁。”文中讲：

上古时的圣王，像唐尧、虞舜、商汤、周武，都是依靠贤明大臣辅佐。因此，皋陶献上忠言，唐尧、虞舜振兴；伊尹、箕子制定法规，殷商、周室昌盛。后来继位的君王，欲建立中兴之功，何尝不是依靠贤臣辅佐，出谋献策！大凡王朝衰落，不能有效治理，多由于君王承平日久，风俗变得颓废，君王仍然不能省悟，政治衰败，君王仍然不能更改。君王习惯于祸乱，对于危亡已经变得熟视无睹：或耽于荒淫嬉戏，不理朝政；或闭目塞听，拒绝谏言，不能明辨是非；或在歧路上徘徊，不知何去何从；或信任佞臣，朝廷大臣尸位素餐；或疏远忠臣，漠视良言进谏。朝纲废弛于上，智士无奈于下。悲夫！

汉建国，至今已有三百五十余年。朝廷政令松弛，上下懈怠，风俗凋敝。人们崇尚奸诈巧伪，百姓哀怨，天下企盼汉室中兴。挽救时弊，针对颓废施策，莫非只有唐尧、虞舜？人们所期盼，不过弥补残缺，支撑大厦将倾，根据实际问题加以挽救，只要措施得当，让天下安定。圣人制定政策，按照实际，逐步推进，各有侧重，并不强人所难，以不可为而强为之，回避急需解决的问题，追求华而不实的效果。孔子回答叶公，施政要务在于招徕贤者；孔子回答鲁哀公，为政之道在于用人；孔子回答齐景公，为政之道在于节约财用。孔子回答的对象不同，针对具体问题施策。接受天命的君王，在创立制度时，都会有所作为；中兴的君王，重视匡救时弊。在往古，盘庚怜恤殷商士民，故以迁都，满足发展的需要；周穆王有过失，甫侯制定刑法，加以补救。俗人拘泥于成法，受到古代礼制的约束，不懂得权变，总是向往远古的礼法，对眼前的问题，却视而不见，这样的士人，难以与其讨论国是！言事者，讲的话合乎圣道，也会遭到排斥。冥顽不化的腐儒，不懂得事物变化，墨守成规，安于现状。不能享受成功的喜悦，又怎能让其改变态度。通达士人，有些自矜名声，妒忌他人。或耻于良策，非由己出；或舞文弄墨，歪曲他人之意。即使后稷、商契复活，也只能徒唤奈何。贾谊当年被绛侯、灌婴排挤，屈原愤世嫉俗，汨罗沉沙。以文帝之圣明，贾谊之贤能，绛侯、灌婴之忠诚，还有这样的事情，更何况俗人！

按照德、能行事，才是《春秋》大义。如今，不能效法三皇五帝，也可以借鉴五霸，皇上驾驭臣下，可以用赏赐，也可以用刑法。虽然并非上德，以严厉治理天下，天下获得大治；以宽宥治理天下，天下陷于大乱。为何会这样？在西汉孝宣帝时，王、霸之道并用，治理天下，懂得为政的道理，施行严刑峻法，作奸犯科者，为非作歹的吏民，莫不胆战心惊，海内肃然。宣帝驾崩，供奉于祖庙，庙号为中宗。宣帝算无遗策，颇见成效，这一点优于文帝。元帝即位，施政多以宽厚，汉室逐渐衰微，朝廷大权旁落，造成汉室衰弱。政治得失，由此可见一斑。在往昔，孔子著《春秋》，褒扬齐桓公，赞扬晋文公，感叹管仲治国有方。难道孔子否定文、武之道？其实是以权变，挽救时敝为要务。圣人能够与时俱进，俗士不懂得变通，以为结绳世代的盟约，可以治理乱世，用《干戚》就能解救平城之围。

犹如熊攀援大树，鸟伸长脖颈，这是古人延年益寿的方法，但绝不能用于治疗伤寒；吐故纳新，可以强健身体，但绝不能用于治疗骨折。治国的道理，犹如强健身体，平时注意保养，有病了就要用药物治疗。刑罚，犹如治疗重病的药石；教化，则是保养身体的米肉。以德政教化百姓，好像用米肉疗养身体；以刑罚禁暴止乱，就好像用药石治疗疾病。如今，汉朝承百王之弊，正值艰难之际。数代皇帝施政，多以恩赏治民，这就好像驾驭骏马，没有为马装上缰绳，骏马失去控制，四蹄狂奔，无所羁绊，国家遂有颠覆的危险。此时，正是为骏马装上嚼口和笼头，挽救积弊之时，哪里有时间鸣响和銮，欣赏马蹄踏步？西汉初年，高祖诏令萧何制定九章法律，其中有夷灭三族，还有黥刑、劓刑、斩趾刑、断舌刑、枭首刑，故称之为五刑。文帝废除肉刑，仍规定犯人接受劓刑者，可笞打三百；斩左趾刑者，可笞打五百；斩右趾刑者，要杀头示众。斩右趾刑者，当即殒命，笞打刑者，三百还未打到，也被打死。虽有轻刑之名，受刑时，犯人反而被打死。在当时，犯人思念肉刑。景帝元年，景帝下诏：‘加重笞打的数量，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也难以恢复创伤。’又制定刑律，减少笞打的数量。从此以后，受到笞打的犯人，才得以存活。由此来看，文帝实施了重刑，并非轻刑；以严刑治国，可以获得天下太平，以宽刑治国，则难以获得太平。一定要宽厚待民，还应从根本上采取措施。君王师从五帝，效法三王，荡涤亡秦留下的弊端，尊奉先圣倡导的遗风，抛弃苟安的政策，践行往古圣人的做法，恢复五等爵位，建立井田制度。除此外，君王还要选拔稷、契、伊尹、吕尚这样的辅政大臣，制作雅乐，迎接凤凰来仪，敲击石磬，观看百兽率舞。做不到这些，就只能被繁苛的虐政所累。

太尉袁汤、大将军梁冀征召崔寔，崔寔没有应召。大司农羊傅、少府何豹上书，向桓帝推荐崔寔，说崔寔才学俊美，应该留在朝廷辅佐天子。桓帝征召崔寔，拜为议郎。后来，崔寔在梁冀大将军幕府担任司马，又与边韶、延笃等在东观校验书籍。

再后来，崔寔担任五原郡太守。五原郡适宜种植麻类，而当地的习俗，民众不愿意从事纺绩，民众冬天没有寒衣，只能用细草编织卧具，借以取暖，有官吏来，民众出来见面，身披细草编织的衣服。崔寔上任，变卖官府仓库的物资，作为启动资金，指导民众纺纱、织布、编织麻绳，从此以后，民众的穿衣问题得到解决，免受严寒之苦。当时，胡虏侵入云中郡、朔方郡，杀害抢掠当地吏民，百姓一年到头疲于奔命。崔寔整顿边郡武备，激励士卒严阵以待。有来犯之敌，就点燃烽火。从此以后，胡虏不敢侵犯，边患得以纾解。

后来，崔寔生病，被朝廷召回，拜为议郎，崔寔与京师的儒生、博士确定《五经》。恰逢梁冀被杀，因为崔寔在梁冀幕府担任过职务，被免职。此后数年，受到禁锢。

当时，鲜卑多次侵犯边郡，桓帝诏令三公，举荐有武略的士人。司空（御史大夫）黄琼举荐崔寔，桓帝拜崔寔为辽东郡太守。上任途中，崔寔的母亲刘氏病逝，崔寔上疏，请求回家安葬母亲，并为母亲守孝。崔寔的母亲有淑德，博览群书，最初，崔寔在五原郡任职，母亲常教导崔寔对百姓要宽厚，要施以仁政。在任上，崔寔卓有政绩，都是由于有母亲的教导。服丧期满，桓帝征召崔寔，拜为尚书。崔寔看到朝政混乱，称身体有病，不肯视事。数月后，被免职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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