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怀宗用金瓶抓阄的方法，得到钱龙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周道登、刘鸿训等六人同时入内阁，还以为这代表上天的意思，可以安定人心。

哪知李标来、杨景辰两人是魏忠贤的余党，并且李景辰还曾是《三朝要典》的副总编。一经授职，大臣们一片哗然，纷纷上奏弹劾，怀宗只好又将李标来、杨景辰两人罢官。

刘鸿训素来嫉恶如仇，憎恶魏忠贤的同党，依次斥责了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孙之獬、阮大铖等人，一时间人心大快。只可惜魏忠贤的余党还没有铲除干净，他们因而对刘鸿训恨之入骨。

正巧惠安伯张庆臻总督京营，诏书内有“兼管巡捕大营”这句话，提督郑其心说这句话违反了旧例，怀宗也认为自己没有写进这句话，就到偏殿去问内阁大臣，大臣们也说不知道。

过了一会儿，御史吴玉言上前说：“这件事是刘鸿训主使兵部尚书王在晋和中书舍人田嘉璧干的。”怀宗于是将刘鸿训降职，贬去代州，并将王在晋降职、田嘉璧下狱。

内阁大臣一下子少了三个，免不了又要推选。

朝廷大臣们于是列出吏部侍郎成基命，礼部侍郎钱谦益等十一人的名字，呈给怀宗御览。礼部尚书温体仁与侍郎周延儒满心以为自己可以入选，偏偏这次廷推两人都不在名单上，当下便义愤填膺地将这十一个人吹毛求疵地指责了一番，存心寻衅。

恰巧查得钱谦益在浙江的典试中有受贿的嫌疑，两人当即以此弹劾钱谦益营私舞弊，不配入内阁为由上奏怀宗。钱谦益后来成为贰臣，心术不正，固不可取，但温体仁与周延儒二人误明亡国，论罪比钱谦益更大。

原来，天启二年的时候，钱谦益是浙江的典试官。当时有奸人金保元、徐时敏等人假装自己打通了关节，说只要在试卷的末尾写上“一朝平步上青天”七个字就一定可以中选。试士钱千秋本来很有文采，但因为求名心切，于是就依照金保元、徐时敏二人的密嘱在自己试卷末尾写上了“一朝平步上青天”七个字。

揭榜之后，钱千秋果然中了第四名，但后来，他却得知消息说，自己本来是第二名，却不知为何被主司压到了第四，钱千秋这才知道金保元、徐时敏欺骗了自己，于是就向两人索要自己的贿赂，金保元和徐时敏不肯，双方因此争执起来，还动起了武，把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众人皆知。

后经部科查核发现钱千秋的试卷末尾确实写着这句话，他们将此事上报给钱谦益。钱谦益大吃一惊，忙上奏弹劾金保元、徐时敏还有钱千秋，朝廷下旨将几人逮捕下狱，发配戍边，钱谦益也被连坐，被夺去了俸禄。

后来金保元、徐时敏死了，钱千秋被释放，这个案子就算过去了。现在温体仁又重新提起此事，怀宗于是召入钱谦益与温体仁对质。

钱谦益虽然没有受贿，但终究有嫌疑，只好婉言为自己辩白。偏偏温体仁盛气凌人、步步紧逼，还当着怀宗的面说：“臣本不是言官，不便多说话，但金瓶抓阄关系到宗社的安危，钱谦益有受贿的嫌疑却没人揭发，臣不忍心见陛下被孤立，所以不得不说。”

全场大臣听到这话，顿时一片哗然。

钱谦益对温体仁突如其来的袭击毫无思想准备，情急之下，一时语塞，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许多官员先后为钱谦益辩护，言辞恳切，尤其是吏科给事中章允儒的态度最为激烈。

他说：“如果钱谦益应当被弹劾，何必等到今日。温体仁既无资历又无声望，重新翻出老案子，谁能保证他没有其他图谋？”

温体仁毫不示弱地说：“以前不弹劾是因为钱谦益罢官在家，所以没有弹劾的机会。现在弹劾，正是为朝廷慎重选用人才着想。你这样替他辩护，证明你就是他的朋党！”

早在崇祯帝被封为信王时，怀宗就曾目睹魏忠贤一伙人广植党羽、残害忠良的恶行，素来对朝廷重臣结党营私深恶痛绝。他即位后，一直怀疑自己的身边有朋党存在。所以，温体仁的这番话更是引起了他的警觉。

议场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章允儒见温体仁指责自己是钱谦益的同党，气得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当即回击道：“温体仁动不动将‘党’字强加在众大臣头上，这从来都是小人陷害君子的惯用手法。请陛下明鉴。”

怀宗一时无法定夺，只好宣布下朝。

第二天圣旨下来了，钱谦益不仅被罢官，就连大臣们推荐的十一个人也都被弃之不用。

事后，怀宗还感叹地说：“没有温体仁，朕几乎误了大事。”竟然还庆幸自己发现了一个明察秋毫的良臣！

崇祯二年五月初一，钦天监预报有日食，谁知当天日食却没有发生，怀宗严厉斥责了钦天监。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中国历法参照的还是相传了数千年的唐尧旧制，汉朝、唐朝、宋朝的时候，岁时、节气、日蚀、月蚀的预报就已经和实际相差了几个时辰，有时甚至相差一两天。

后来，元太史郭守敬参考了很多历法方面的书籍，编写了《授时新历》一书，推算得已经算比较精准了，但中间的几个刻数还是有些错误，所以郭守敬在位的时候，日食、月食还是有预报不准确的情况发生。

而那些只会吹牛拍马的元朝大臣反而说日食月食时间不准确象征着皇帝皇后的圣德回天，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情。真是伶牙俐齿。

太祖继位后，太史刘伯温呈上《大统历》，仍然是郭守敬编写的历法。

墨守成规怎么可能没错误？

夏官正戈丰上奏说：“这是前人的错误，和臣等无关。”将自己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吏部左侍郎徐光启上奏请求参照西法来修正历法，并举荐了南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及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等人参与修正历法。

怀宗立即恩准了郎徐光的请求，当即召李之藻、龙华民、邓玉函入京，提拔徐光启为礼部尚书，监督时历局。

中国任用洋人，并采用西洋历法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徐光启又是怎么认识洋人的呢？说来话长。

自元代统一亚洲以来，东西两大洋的交通日益繁华，欧洲人具有冒险精神，经常航海东来。葡萄牙人首先发现了印度航路，从南洋的马六甲海峡搭乘海船来到中国，在中国传教通商。

后来洋人越来越多，明世宗四十三年的时候，葡萄牙人竟然还在澳门建了商馆创业经营，大有乐不思蜀的趋势。广东一带的官吏屡次和他们交涉，要求葡萄牙人租借澳门，最后以每年两万两的黄金与葡萄牙人达成了一致。

此后，荷兰人、西班牙、英吉利人也接踵而至。

后来意大利人利玛窦航海来到中国，他在中国留居了几年，逐渐精通了中国的文字和语言，在沿海各口广传耶稣教。

徐光启是上海人，和利玛窦认识以后，徐光启发现利玛窦不仅精通《圣经》的教义，还精通历法和天文，因此很钦佩利玛窦，常常和他一起通宵达旦地研究学术，畅谈耶稣教的博爱与平等的教义。

当时的人都认为徐光启得了痴呆，徐光启全然不顾外人的眼光，竟然将西学融会贯通了一大半。后人要是都像徐光启这样，早就开化了。徐光启做了侍郎以后，邀利玛窦入京，想将他推荐给怀宗。

因为利玛窦年纪已经大了，不愿意再做官，就举荐了他的朋友龙华民、邓玉函两人修正历法，因为李之藻也热心于西学，所以被一并举荐。

没过多久，徐光启又举荐了洋人汤若望、罗雅谷等人入时历局，负责翻译天文、算术方面的书籍，并制造了六种仪器推测天文，这六种仪器分别叫作象限悬仪、平面悬仪、象限立运仪、象限座正仪、象限大仪和三直游仪。除了这些，还发明了弩仪、弧矢仪、纪限仪等仪器，都是非常实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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