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殊途同归，《礼经》、《乐经》应用的最为广泛。修身的人片刻忘记了礼，即会待人桀骜不逊；治国的君王，一朝失去了礼，即会荒废朝政。人世间蕴含着天地阴阳之气，人皆有喜怒哀乐之性情。上天赋予人们这些禀性，一般的人不容易控制情绪，圣人能够控制情绪，但同样不能摒弃喜怒哀乐，为此圣人摹仿天地，制作礼、乐，用以贯通神明，帮助人们矫正性情，确定人伦关系，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指导人们如何把握住情绪。

人们的性情中包含有男女情爱，会有相互妒忌，为此圣人制定出婚姻礼仪；人们在交往中，会有长幼位序的区分，为此圣人制定出乡间饮酒、应酬的礼仪；面对着生老病死，人们会有着哀伤的情感诉求，对亲人会有慎终追远的表述，为此圣人制定出丧葬、祭祀的礼仪；对于尊者、长上，人们须有尊敬的态度，为此圣人制定出朝会、觐见的礼仪。在悲哀时，人们会双脚跳跃，表示哀伤；在高兴时，人们会载歌载舞，表示欢乐。正直的人，表情上即可以判断，他的情感是否真诚；邪恶的人，表现上即可以查觉，他的用心是否真实。没有婚姻礼仪的约束，夫妇间的关系则会受到伤害，荒淫邪恶的事情，会变得习以为常；乡间饮酒、应酬的礼仪遭到废弃，长幼间的关系，即会出现紊乱，为此而产生争斗，甚至会造成伤害；丧葬、祭祀的礼仪遭到废弃，骨肉间的亲情，即会遭到遗忘，疏远亲情，背弃祖宗的恶行，会因此而产生；朝觐、聘问的礼仪遭到摒弃，君臣间的关系，会被人置若罔闻，僭越叛逆的事情会层出不穷。孔子说：“治理国家，教化百姓，最有效的方式即是制定礼仪；移风易俗，让民众遵循礼仪，最有效的措施，即是用音乐来加以引导。”有了礼仪教化百姓，百姓就会循规蹈矩；有了音乐引导民众，民众就会上下齐心，国家的治理也就能够政令畅通，用于惩治犯人的刑罚也就会相应地减少。礼乐政刑四项措施并行不悖，用王道来治理国家，就可以看出成效。

音乐可以用来修身养性，可以用来陶冶情操，通过音乐，可以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礼仪表现在外，可以涵养人们的行为举止，做到尊卑有序；和谐能够增进人们相互间的亲情，尊卑有序则会产生敬畏；懂得亲情的道理，就不会为了细枝末节而产生怨恨；有了敬畏的心情，就不会因为僭越而产生争斗。躬身礼让即可以达到天下大治，这即是礼、乐所起的作用。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敬畏之意难以表达，还可以通过献享辞受，登降跪拜来表现；亲情和谐难以表达，还可以借用诗辞歌赋，钟石管弦来完成。所有这些既能够表达敬意，还不用花费太多的钱财，欢欣鼓舞，不必直抒其言。孔子说：“礼啊、礼啊，只有玉帛才能做到吗？乐啊、乐啊，只有钟鼓才能体现吗？”这即是对于实施礼、乐的概括。因此说：“懂得礼、乐的作用，通过礼乐同样可以用来表达情感，认识礼、乐的作用，通过文章同样可以用来阐释思想；以情表达者谓之圣，以文阐释者谓之明。既明且圣，人的情感即可以得到抒发。”

后代君王继承前代君王制定的礼、乐制度，顺应世代的变化，会因时制宜，有所增减和变化，以符合世代，达到治理民众的效果，适应时代的需求，不断地制作更新，为太平盛世做好准备。周代鉴于夏、商二代的经验，对礼、乐均有所增减，无论大事、小事，均有着详细的礼、乐规定，因此自诩为礼经三百，威仪三千。而周代初期的治理也的确达到了教化斐然，民众和谐，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囹圄空虚的效果，前后时间长达四十余年之久。孔子为此而赞美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等到周王室衰落之后，王室下面的诸侯，开始僭越制度，讨厌这些繁文缛节礼仪制度的约束，抛弃那些认为不适宜自己的礼仪。等到秦朝禁止了各种学派，周代制定的礼仪制度，也随之宣告灭亡。

汉朝建国之后，拨乱反正，日不暇给，高祖仍然诏命叔孙通制定汉朝的礼仪制度，以此来确定君臣间的位序关系。高祖看了叔孙通制定的礼仪后，欣然感叹道：“我今天才知道，做天子竟然如此尊贵！”随后高祖任命叔孙通为奉常，进一步制定汉朝的礼仪制度，还没有最终完备，叔孙通去世。

在文帝朝，贾谊认为：“汉朝继承的是秦朝的天下，而秦朝的恶政，导致民众伤风败俗，抛弃礼义，寡廉鲜耻，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竟然会导致：在家里可以杀死父兄，盗贼敢于窃取宗庙中的神器。大臣们对于这些熟视无睹，整天忙碌的，均是一些繁杂的事务，关心的是计簿是否能够按时汇总上来，对于风俗的教化，置若罔闻，见怪而不怪，麻木不仁。至于移风易俗，令天下归心，崇尚道义，这些事情不是那些俗吏，所能够完成的。天下之所以有君、臣，有上下等级之别，为的是纲纪有序，六亲和睦，这些不仅是上天的要求，也是人世间的需要，因此才需要设置。人为什么要设置这些，也不是为设而设，不设置就会道德沦亡，不维护就会纲纪沦丧。汉朝建国至今已经有二十余年，应该适时地制定制度，大兴礼、乐，只有这样做，受封的诸侯才能够走上正道，百姓也才能够行为俭朴，监狱诉讼的案件也才会相应地减少。”贾谊不仅谏言，而且草拟了具体的礼仪、法规，文帝看了之后，大为赞赏。但是当时朝中的大臣周勃，灌婴等人，对此均不以为然，并且有着很强的抵触情绪，文帝在此情况下，也只能将贾谊的奏议，暂且搁置不用。

到了武帝即位，鼓励各类人才为朝廷出谋献策，当时提出来的奏议，就有设立明堂，制作礼服，通过这些来达到天下和谐的目的。恰逢窦太后在当时崇尚的是黄老学说，不喜欢儒术，大臣们提出来的奏议，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后来董仲舒在对策中说：“君王如果想要有所作为，就要设法求得上天的帮助。天最大的德行，即是阴阳。阳就是德，阴就是刑。天把阳放置在夏天，用阳来抚育万物成长，繁衍生息，把阴放置在冬天，用阴储存收藏暂时不用的东西，通过这些可以看出，天强调阳德的作用，而不放任阴刑来滥施刑罚。阳的出现，位于上而主导一年的收获；阴的出现，位于下而储存收藏不用的东西，用来辅助阳的不足。阳没有阴的辅助，不能完成一年四季的收获与储藏。作为君王，应该秉承上天的旨意，施恩惠于民众，所以说君王的治理，应该重视阳德的教化，而不能一味地滥施酷刑。刑罚不能作为治世的主要手段，就如同阴不能单独完成一年的收获储藏。而今先王的德政，还没有得到体现，朝廷只是重用执法的官吏，以滥施酷刑来治理百姓，想要德政化被四海，其实是南辕而北辙。在上古时，君王莫不是以教化作为治民的手段，为此而设立太学，通过士人来教化民众，在乡间建立庠序学校，通过乡间教育来实施教化。教化得以成功，民众中就会产生良好的社会风气，甚至可以达到刑狱弃而不用的效果。周王室衰落之后，礼仪道德缺失，同时也就失去了天下。秦在此后获得天下，将礼仪弃之如敝屣。自古以来，没有听说过用刑罚来治理乱世的，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秦朝就土崩瓦解，不是没有原因。在当时，民风败坏，风俗浇薄，民众寡廉鲜耻。而今汉朝建国，继承了秦朝的弊政，虽然也在力图挽救时弊，常有无可奈何之感。法令出而奸贼生，政令下而诈谋起，一年之中，刑狱中关押的犯人成千上万，滥施刑罚，只能是扬汤止沸，火势会越烧越旺。这就如同琴瑟已经不能调音，要解决问题只能是改弦更张，才能够重新弹奏音乐。作为国家的治理，更应该如此，只有彻底地改变现状，重新制定礼仪制度，才能够最终达到政通人和的目的。汉得到天下之后，也常想施以仁政，但至今不能减少刑罚，原因就在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今迟迟不能下定决心。古人常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汉朝建国至今已经有七十余年，不如早下决心，彻底地改弦更张，改弦更张以后，再通过施以仁政，灾祸自然就会减少，福祉自然就会到来。”在当时，武帝正在倾全国之力，讨伐四夷，锐意于武功，还无暇顾及礼仪修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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