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类似于天地的形貌，有仁、义、礼、智、信五种品行。人聪明而有智慧，是天地间万物中的精灵。人的手足不足以满足对物资的需求，双足奔跑不足以躲避危险，身上的毛发不足以御寒，为了满足这些需求，人还要利用自然界中的各种物资，用以养生。人通过智慧，而不完全凭借力量，这即是人与动物之间，所表现出的最可贵的地方。为了满足需求，人们需要组织起来，通过集体的力量来达成目的。不具备仁爱，人则不能组成集体，没有集体的力量，人就难以战胜自然，满足需要。组织起来之后，人们在分配物资时，即会产生差异，恃强凌弱的现象，也会随之产生，品德高尚的人，会表现出谦虚礼让，对于公众施以仁爱，有德而付出仁爱的人，则能获得公众的拥戴，因此，公众中就产生了领袖，能付出仁爱的人，即可成为后来的君。无数小集体走到一起，即形成更大的集体，这个集体的领袖，就是君王。《尚书·洪范》中讲：“天子如同天下人的父母，因此是天下人的君王。”先圣取其同类中至尊的名称，确定君王的地位，君王担负着万民父母的责任，如同父母对待子女一样，要施以仁爱，还要有高尚、礼让的品行，这是对王道的要求。施以仁爱，获得尊敬，相互间的关系，才不会遭到破坏；施以仁爱，还要有权威，才能够长久地保持地位。因此除了制定礼仪，对施以仁爱的君王表示尊崇，还要附以刑罚，进一步加强君王的权威。圣人懂得这些，按照天地运行的法则，确定礼仪制度，继而对民众实施教化。确定礼仪之后，还要设置刑狱，这样做，同样是效法天象，符合民意。因此说，先王确定礼仪，“依天之明，因地之性。”制定刑罚，设立监狱，如同电闪雷鸣，显示出肃杀气氛；确定礼仪，实施教化，如同天地在孕育万物成长。《尚书》中讲：“有礼者，天进而用之。”“有罪者，天讨而罚之。”圣人按照天象，确定五种礼仪；效法天讨，制作五种刑罚（甲兵、斧钺、刀锯、钻凿、鞭扑。也指墨、劓、剕、宫、辟。）。大刑用甲兵，即军事征伐，其次用斧钺，即斩首；中刑用刀锯，即伤残肢体，其次用钻凿，即脸上刻字，剜去髌骨；鞭朴是轻刑，用鞭打，棍敲。在战场上，大刑，要将尸体抛之于荒野；在和平时期，死刑，要将尸体弃之于市场，使用这些刑罚，已经有着很遥远的历史。

黄帝在涿鹿之战中，打败炎帝，颛顼在与共工的战争中，获取胜利。唐尧、虞舜时代，是天下治理最好的时代，但仍然需要流放共工，驱逐欢兜，将三苗驱逐至遥远的地方，诛杀了鲧，才最终使得天下安定下来。夏代的启以武力在甘讨伐有扈氏，在战前盟誓。殷代、周代均是以武力夺取天下。天下安定之后，偃武修文，而后进行礼乐教化，虽然如此，仍然保持有掌管军队的司马，设立六军，通过井田制，征缴专供军队使用的军赋。地方一里为井，十井为一通，十通为一成，成方圆十里；十成为一终，十终为一同，同方圆百里；十同为一封，十封为一畿，畿方圆千里。按照土地规模，征收租税和军赋。租税用来供养政府，军赋用来建设军队。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一丘有十六井，饲养一匹战马，三头运输的牛。四丘为一甸。甸有六十四井，饲养四匹战马，还要准备一乘兵车，和十二头运输的牛，有作战的甲士三人，兵卒七十二人，还要准备作战用的武器装备，这即是军民合一的乘马法。一同为方圆百里，有一万井的土地规模，除去山川湖泊和不能耕种的盐碱地，城池民宅，园囿道路，所有这些土地，共占有三千六百井的面积，剩下六千四百井，用来供给军赋，饲养四百匹战马，供养一百乘兵车，这个规模，是卿、大夫的采邑，叫做百乘之家。诸侯的封地有三百一十六里，十万井的土地面积，有六万四千井，用来供给军赋，饲养四千匹战马，供养一千乘兵车，这是诸侯的规模，诸侯叫做千乘之国。天子的京畿方圆千里，有一百万井的土地面积，有六十四万井，用来供给军赋，饲养四万匹战马，供养一万乘兵车，这叫做万乘之王。有了战马、战车、武器装备，春天国君带领军队打猎，夏天在野外宿营，秋天训练军队，冬天检阅军队。秋天出外打猎，叫做秋狝；冬天出外打猎，叫做冬狩，均是为了整军习武。五个诸侯国为属，属有属长；十个诸侯国为连，连有连帅；三十个诸侯国为卒，卒有卒正；二百一十个诸侯国为州，州有州牧。连帅每年需要检阅战车，卒正每三年需要检阅步兵，州牧每五年需要进行阅兵。在阅兵时，要同时检阅战车和步兵，这是周代为诸侯国建立军队，加强战备，制定的制度。

周王室衰落之后，制度遭到破坏，齐桓公（公元前685－前644年）重用管仲治国，齐国变得国富民强。桓公向管仲请教，称霸与使用武力之间的关系，管仲说：“公想建设强大的军队，加强战备，其他大国也会持有同样的想法，小的诸侯国也会加强战备，这样做，很难使得国家尽快富强起来。”管仲在齐国进行改革，整顿军队，在里中，以卒伍制度将百姓组织起来，军务、政事在乡村建设中同时完成。以什伍组织，把居民连结成一个整体，居住地相邻，同生共死，同乐共命，祸福同享；夜间作战，声音相闻；白天作战，相互关照；情况危急，舍命相救。训练成功后，外可以抵御夷狄，内可以尊崇天子，领导诸侯。齐桓公去世后，晋文公（公元前636－前628年）仿照齐桓公的做法，首先在国内安抚百姓，整顿军队，制定被庐法，领导诸侯，继而成为霸主。在当时，周王室的礼仪制度，已经遭到破坏，诸侯国僭越制度，晋文公迎合世俗，希望看到尊崇王室的效果，但是已经难以恢复先王的礼仪制度。齐、晋二位霸主去世后，礼仪制度遭到更大地破坏。在鲁成公（公元前590－前573年）时，鲁国制定了丘甲制度，百姓的赋税，变得越来越沉重；鲁哀公（公元前494－前477年）开始征收田赋，施行土地私有制，春夏秋冬，整军习武的制度，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春秋》中记载这些事情，讽刺这种做法，认为这些与先王制定的礼仪制度相背离。诸侯国间，频繁地爆发战争，百姓没有经过训练，即被投入战场，为此而送命的士卒不计其数，战争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为了正义而战。孔子为此而感伤道：“不经过训练的军队，即投入战场，这是将战士们送上死路。”孔子评价子路，说：“仲由，千乘之国，可以让他率领一只军队。”子路也说：“千乘之国，在大的诸侯国间，外有敌国侵犯，内有饥荒灾害，由我来治理，只需要经过三年时间，即可以让民众变得勇敢无畏，知道为何而战。”子路的意思是：通过加强训练，辅以礼仪教化。

春秋之后，大的诸侯国兼并小的诸侯国，兼并的步伐越发加快，从此进入战国时代，诸侯国间重视战争的技巧，将其编为礼乐，相互间夸耀。秦国将其命名为角抵戏，先王制定的礼乐，在武士的搏击声中，显得无足轻重。各国的英雄豪杰，因势而崛起，专门研究阴谋诡计，研究如何颠覆他人的国家。最为著名的，吴国有孙武，齐国有孙膑，魏国有吴起，秦国有商鞅，他们均为研究如何克敌制胜的杰出人才，他们将自己的研究，写成专著，流传于后世。在当时，合纵连横，攻伐转换，世代造就出许多的英雄豪杰。齐愍王（公元前300－前284年）以军队的战争技能逞强好胜，魏惠王（公元前369－前319年）以战士的勇猛果敢显示威风，秦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以勇士的突击能力屡获胜利。各诸侯国间，相互争雄，为谋求利益而游说的人，更是将孙武、吴起作为榜样。当时的荀况在阐明王道时，批评孙、吴的做法，荀况说：“孙武、吴起这类人，崇尚武力，重视计谋；以他们的兵法、计谋，在昏聩、傲慢的诸侯国间进行鼓吹，使得君臣间产生隔阂，上下离心离德，正途不能解决，即施以阴谋诡计。仁人治国，为天下所尊崇，如同子弟保卫父兄，手足捍卫头脑，谁敢来侵犯？对别的诸侯国，要像对待亲戚一样，有着欢快的气氛，有着如同椒兰般的芳香；对觊觎国君地位的人，要像对待仇敌一样，要同仇敌忾。人们的感情与观念，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还会被丑恶所左右，被贪婪所驱使吗？以桀对付桀这样的恶人，可以实施奸诈；以桀对付尧这样的圣人，施以奸诈，就如同是以卵击石，怎么会有好的结果？《诗经》中说：‘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意思是说以仁义善待民众，将会无敌于天下。按照齐国的标准，在战场上以技击逞强，斩获一级首级，可以获得赏金。战争的规模小，敌人不够强大，这种激励还能够发挥作用；如果是对付强敌，军队则会一触即溃，这样的军队，只能说是亡国之军。魏国的战士，穿上三重铠甲，操有十二石强弓；每人背负着五十只利箭，肩上扛着长矛，头上戴着头盔，腰间悬着宝剑，备足三天的军粮，一日间强行军可以走一百里。符合要求的战士，可以免除赋税徭役，还要奖励田宅。有了这样的奖励政策，魏国的领土不断地扩张，魏国的赋税却因此而减少，国力几年间就会衰退。魏国的穷兵黩武，只能使得国家变得衰弱。再来看秦国，秦国的百姓生活窘困，政府还要横征暴敛。滥施徭役，百姓已经穷困到极点，政府以利益来引诱，以刑罚来威慑，鼓励百姓想要致富，就要从战场上寻找出路。秦的政策，是把杀敌与奖励挂起钩来，战场上斩杀五位敌人，可以享受奴役五家的奖赏，这种做法极大地刺激了战场上杀敌的热情，经过四代君王的努力，最终夺取天下。但秦国军队只是效命于沙场的战士，如同在商场上，为获得报酬而干活的佣工，战士们不会讲道德，也不会懂得礼仪。尽管秦国兵强地广，但内心常感到恐惧不安，常担心天下会联合起来，推翻自己。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是有着礼仪的军队，是有着制度约束的军队，还不能说是仁义之师。齐湣王的战士不敌魏惠王的武卒，魏惠王的武卒不敌秦昭王的勇士，秦昭王的勇士不敌齐桓公、晋文公建立起来的礼仪军队，而齐桓公、晋文公的礼仪军队，不敌商汤、周武王的仁义之师（注：仁义之师，即取得民心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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