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说：“善用兵者，不必列阵；善列阵者，不必交战；善交战者，不惧言败；愿言败者，不惧灭亡。”这就如同舜帝设置百官，皋陶设置司法官，是因为“蛮夷猾夏，贼寇奸宄。”但并没有对他们施以征伐，这是善用兵者，不必列阵。商汤、周武王出征之前，列阵宣誓，并不立即擒拿夏桀、商纣，这是善列阵者，不必交战。齐桓公慑服南边的楚国，迫使楚国向周王室进贡，向北征讨山戎国，为燕国解除边患，存续灭绝的诸侯，找回诸侯们的继承人，成为五霸中的首霸，这是善战者，不惧言败。楚昭王（公元前515－前489年）遭受吴王阖庐的打击，亡国出逃，楚国的父老们相送。昭王说：“乡亲们，回去吧！你们还愁没有新的国君吗？”父老们说：“再没有像您这样的贤君哪！”愿意跟随着楚王逃亡。申包胥赶赴秦国，向秦惠公哭诉求救，秦王终于出兵。二国合兵一处，赶走吴国的军队，楚昭王返国，这是愿言败者，不惧灭亡。秦国通过四代君王的努力，凭借着秦地的山河险阻，任用白起、王翦这样的虎狼猛将，奋其爪牙，灭亡六国，兼并天下。但是穷兵黩武的结果，是天下百姓不愿意亲附，最后在刑徒陈胜、吴广掀起的灭秦狂涛中，如狂飙一样的义军，同仇敌忾，风卷残云，一举推翻了秦朝（公元前206年）。这是用兵最失败的极端例子。凡是用兵，同时要想到存亡继续，除暴安良。像伊尹、吕尚那样用兵，子孙后代才会享有祖宗留下来的封邑，与商代、周代一起，存续始终。到了战国，信奉阴谋诡计，以残暴作为时尚，为了争夺城邑，一定要杀人盈城，为了争夺土地，一定要杀人遍野。孙武、吴起、商鞅、白起这些人，最终是身遭屠戮，在他们死后，他们为之效命的国家，还依然存在。恶的结果最终获得的是恶报，自己播下的种子，最终尝到的是结出来的苦果，这真是天理昭彰。

汉朝建国之后，高祖秉持神武之材，宽厚仁慈，招揽英雄，推翻强秦，诛杀项羽。任命萧何、曹参担任丞相，采用张良、陈平献出的奇计妙策，发挥陆贾、郦食其的善辨口才，重用叔孙通，为汉朝制定礼仪制度，文官、武将，各显其能，成就了建国大业。天下安定之后，仍然延续着秦国的军制，在郡国设置军民合一的步兵，在京师驻扎有南军、北军两支卫戍部队。武帝平定百粤之后，又在京师增设了由校尉率领的七支部队，京师外有楼船水军，每年按时操练，习武备战。在元帝朝，元帝按照贡禹的建议，撤销步兵角抵戏，但是从没有停止过对于军队的训练，整军习武。

古人讲：“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民众均会用到，缺一不可，谁敢废弃军队？”家法不能缺少鞭子、棍棒；国家不能缺少刑罚，不能少了军队征伐，更不能偃军息武；在使用中，有轻重缓急，有本末之分；在实践中，有逆有顺。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礼仪制度，是用来推行教化的利器，军队、监狱，是用来治国理政的辅助。礼仪教化成功，军队的作用即会增强；道德力量广泛，监狱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夏商周三代前期之所以繁荣昌盛，达到刑狱搁置不用，军队休战，全在于文武两个方面，运用的有张有弛，帝王的德政发挥到了极致。

在上古时，周代制定法律，分为轻、中、重三种，用来管理诸侯，治理天下：其一，对新建的诸侯国使用轻典；其二：对安分守法的诸侯国使用中典；其三，对篡弑谋逆的诸侯国使用重典。还有五种常用的刑罚，判处黥刑的，适合五百种罪行；判处劓刑的，适合五百种罪行；判处宫刑的，适合五百种罪行；判处刖刑的，适合五百种罪行；判处死刑的，适合五百种罪行，对于安分守法的诸侯使用中典。斩杀罪犯，将尸首留在市场上示众；判处黥刑的罪犯，安排其看守城门；判处劓刑的罪犯，安排其守卫边境；判处宫刑的罪犯，安排其在宫廷内服务；判处刖刑的罪犯，安排其看守园囿；判处耐刑的罪犯，安排其看守仓库。已经受到判决的罪犯，男子没入官府服役，女子在舂人、槁人（周代的官名）的管辖下劳动。已经获有爵位，年龄达到七十岁的罪犯，七岁的儿童还未更换牙齿之前，免除刑罚。

周王室衰落之后、周穆王年老昏瞆，诏命司寇吕侯审时度势，制定刑法，以警示四方诸侯。适合黥刑的罪状，增加至一千条；适合劓刑的罪状，增加至一千条；还有适合髌刑的罪状，达到五百条；减少了适合宫刑的罪状，仍然有三百条；适合大辟杀头的罪状，有二百条之多。五种刑罚，针对三千条罪状，超过了对守法的诸侯，适合五百种罪状的惩罚，施行了对待乱邦，采用重典的惩罚。

在春秋时期，王道遭受破坏，教化已经不能再发挥作用，子产在郑国担任丞相，将刑罚的法典铸刻在鼎上，晋国大夫羊舌肸（xī）指责子产，说：“过去先王就事论事，进行处罚，不公布刑法。担心的是百姓知道刑法后，会与官府争讼，不容易驾驭。因此平时以礼仪来约束他们，发生纠纷，则用政令来纠正他们。以礼仪作为行为的规范，以信用考察行为的结果，以仁义对行为进行约束。给予俸禄，勉励人们接受教化，制定刑法，惩戒过分的欲求。煞费苦心，仍然担心百姓不服从教化，再以忠诚进行劝诱，以善恶警示百姓，教导人们要通晓事理，相互之间，要和睦相处，对待上司要敬重，遇到困难要坚强，处理问题要果断。还要访求通晓哲理的贤者辅佐国君，任用断案公平的官员，恪守忠信的长者，对人仁慈和善的师长。只有这样，百姓才容易治理，才不会出现祸乱。如果民众知道了法律，对国君就不会再产生敬畏之感，有了与国君争讼的依据，他们就会引经据典，知道那些事情可以做，以图侥幸，去获取成功，这样，百姓就不再容易治理。夏代出现了乱政，才制定禹刑；商代出现了乱政，才制定汤刑；周代出现了乱政，才制定九刑。这三种刑法的出现，均是在朝代的末世，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子产在郑国担任丞相，制定刑法，还要铸刻在鼎上，用来治理百姓，这不是在自讨苦吃吗！《诗经》中说：‘法律要参考文王的德政，以安定四方。’还说：‘参考文王的德政，制定法律，可以使得万邦来归。’子产这样做，刑法将会发挥怎样的作用？百姓知道了争端的界限，就会抛弃礼仪，而求助于法律。一些细微的事情，也会争个你死我活，到那时，监狱里充满了刑犯，贪污贿赂也将会横行无忌。在子产这一代，郑国难道要败亡吗！”子产回答羊舌肸（xī）：“像你所说的，我才能不够，不能顾及到下一代，我现在要解决的，是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政治的轻率，从此开始。孔子为此而感伤，说：“用道德引导，用礼仪限制，则能使得百姓懂得耻辱，而且会自觉地遵守法律，不再犯罪；用政令引导，用刑罚惩治，可以限制百姓犯罪，但不能让百姓懂得耻辱。”“礼乐教化不兴，则刑罚使用不会准确；刑罚使用不准确，则民无所措手足。”鲁国的孟孙氏让阳肤担任监狱官，向孔子的弟子曾子请教，曾子说：“上失其道，民众离心离德已经很久了。假若审案清楚，不必欢喜，只有哀怜那些受到刑法惩处的人。”

到了战国时期，王道衰微，韩国任命申不害担任丞相，秦国重用商秧，制定连坐法，此后就有了灭三族的酷刑。还增加了肉刑，增加了处死的方法，像凿开犯人的颅骨、抽取犯人的胁骨、把犯人放在鼎镬中烹煮，可谓是花样繁多。

到了秦始皇执政时期，秦国吞并六国，天下归秦，秦国遂废弃了先王制定的礼仪制度，撤销了进行礼义教化的官吏，专门实施刑罚。始皇帝亲自处理案件，白天处理刑案，晚上处理政府公文，皇帝规定自己一天的工作量，案件和公文加在一起，重达一石。但是仍然不能免除奸邪横行，犯罪的人道路相望，监狱遍布全国，天下百姓愁怨，终于起来造反。

秦末造反的义军攻入武关，高祖进入关中以后，与秦地百姓约法三章，高祖说：“杀人者死，伤人和偷盗，按照罪行大小，给予惩罚。”取消繁琐苛刻的秦朝法律，秦地的百姓欢欣喜悦。再后来由于诸侯国还没有安定，战争还没有结束，约定的三章法规已经不足以惩治犯罪，于是相国萧何挑选适用的秦国法律，结合实际情况，又制定了九章法律条文（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厩律等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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