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惠帝朝、吕后执政时期，百姓刚走出战争的泥沼，人们关心的是抚育幼小，赡养老人。萧何、曹参先后担任丞相，以清净无为来治理国家，让百姓自由地选择生活，不加以干涉，国家的经济逐步得以恢复，也很少使用刑罚。

在孝文帝继位后，文帝继续奉行清净无为的治国理政政策，劝导百姓重视农业，栽桑养蚕，减少赋税。朝廷在职的将相都是当年跟随高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不重形式，讲究实际，厌恶秦国的恶政，朝廷中制定的政策，以宽厚为务，痛恨在背后议论他人，形成风气，诬告的案件也少了很多。官吏恪尽职守，百姓安居乐业；国家财富日积月累，不断地增多；人口繁衍，人口数量也在迅速地增加。民风醇朴，法网疏阔。文帝选择张释之担任廷尉，决狱判案，疑案从宽、从无，刑事案件大为减少，每年判案的数量仅有四百件。全国案件如此稀少，有刑狱搁置不用的美誉。

文帝继位第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齐国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应处以肉刑，诏狱将淳于意押解至长安。淳于意没有男孩儿，有五个女儿，在被逮捕的时候，淳于意骂自己的女儿，说：“生孩子没有生下男孩儿，遇到情况紧急，一点用都没有！”小女儿缇萦（tí yíng）非常难过，跟随着父亲，一路哭着来到长安，向文帝上书说：“妾的父亲是政府官吏，齐国人都说他为官清正廉洁，现在因为触犯朝廷法律，要处以肉刑。妾非常难过，人死不能复生，肉刑后不能恢复原来的肢体，就是以后愿意改过自新，也不能再弥补身体的损失。妾愿意作为官家的奴婢，为父亲赎罪，让父亲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上书交予天子，文帝读了后，非常感动，遂下令，说：“制诏书予御史中丞：‘人们常说在舜帝时，给有罪的人衣服上画上图案，这就是给予惩罚，百姓因此而不敢犯罪，治理百姓竟然有如此好的效果！现在仅肉刑就有三种，而犯罪仍然得不到制止，原因究竟在那里？是朕的德能不够，教化还不能普及！我为此而惭愧。教化还是引导不到位，才使得百姓陷入法网。《诗经》中说‘恺悌君子，民之父母。’现在百姓有罪，不进行教育，就直接予以惩罚，他们想弃恶从善，身体却已经受到损伤，朕对此很同情。肉刑要切断人的肢体，在肌肤上刻字，终身不能去除，这样的刑罚给人带来的痛苦太大，缺乏道德！国君还怎么为民父母？废除肉刑，用别的形式来代替。按照罪人犯罪的轻重定罪，只要不逃跑，到一定时间即可免除惩罚。以此为令。”

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上奏，说：“以肉刑制止犯罪，由来已久。陛下现在颁布明诏，同情天下犯罪的百姓，一旦受刑，终身受误，那些想改过自新的罪人，也失去了补过的机会，可谓盛德，臣等没有想到这些。在此，臣向皇帝建议，制定新的法律：应该判为耐刑的，男子改为城旦，女子改为舂刑；应该判为黥刑的，男子改为髡发、戴刑具服城旦刑，女子改为舂刑；应该判为劓刑的，改为笞打三百下；应该判为斩左脚的，改为笞打五百下；应该判为斩右脚的，以及杀人自首的，还有官吏受贿枉法的，监守政府财物自盗的，罪犯重新获罪的，一律杀头示众。案件判决完毕，耐罪改为男子城旦，女子改为舂刑的，满三年后，男子改为采薪，女子改为择米。鬼薪（男子采薪）、白粲（女子择米）满一年的，改为没入官府为奴、婢。奴、婢做满一年，可免为庶人。奴、婢需要服两年刑的，改为到边郡服役。服役满一年的，或相当于服刑满二年的，一律免为庶人。有中途逃跑和重新犯耐罪以上罪行的，不适用这个法律。以前判决城旦、舂刑的罪犯，没有被监禁的，服完城旦、舂刑后，予以免罪。臣冒死奏请批准。”文帝制诏书，说：“照此办理。”从此以后，对外有了减轻刑罚的好名声，但施行起来却带来新的问题。斩右脚的改为死刑，斩左脚的笞打五百下，判决劓刑的犯人，打到三百下时，就已经打死了。

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景帝又下诏，说：“增加笞打的次数与重罪无异，即使不死，也会打成残废。重新制定法律：笞打五百下的改为三百，笞打三百下的改为二百。”但仍然不能保全性命。到了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景帝又下诏，说：“增加笞打次数的，有的一直打到死，该打的次数还没有打完，朕对此非常同情。再减少数量，该打三百下的打二百，该打二百下的打一百。”又说：“笞打，也是为了教育，制定笞刑的捶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奏请：“打人的刑具，长五尺，手持的上端宽一寸，用竹子制造，末端宽半寸，把竹节铲平。用竹板打屁股。中途不能换人，惩罚一个犯人结束后，才能换人。”这以后，接受笞刑的犯人才得以存活，可酷吏还是经常在实施刑罚时滥施威风。死刑判得太重，生刑又显得太轻，百姓容易触犯法律。

武帝继位以后，热衷于开疆拓土、又喜欢奢侈淫靡的生活，横征暴敛，百姓生活困苦，穷苦的百姓触犯法律，酷吏则滥施刑法断案，但仍然不能制止犯罪，于是武帝任命张汤、赵禹等酷吏，将法律条文再细化，诸如知法犯法，知情不报，监管不力，负责的官员也要负连带责任，对判案的官员重罪轻判、轻罪重判，对应处罚的犯人提前释放，都要处以重刑。在此之后，酷吏玩弄法律条文，以案例作为判案依据，疑案重判的事例层出不穷，法网织得更加严密。细化的法令达到三百五十九章，判处死罪的有四百零九条，具体案例可以作为参照的有一千八百八十二件事情；死罪按照已判案例作为依据，进行对比后即可判案，有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件事情，可以参照执行。作为法律依据的文书，装满了几栋房屋，就连熟知判案的官员，也不能逐一了解。以至于，负责判案的郡、诸侯国官员无所适从，常出现同罪而判罚有别的情况。贪渎的官吏则乘机从中营私舞弊，想让罪犯活命，即参照可活的案例；想判罪犯死刑，即参照死罪的案例；受到处罚的犯人，没有不鸣冤叫屈的。

宣帝继位以前，在民间生活了很久，继位以后，廷史路温舒上疏，在谈到秦政的十个弊端时，指出其中一个仍然存在的，即是负责判案的狱中官吏（详情记载在《路温舒传》中）。宣帝深有同感，于是下诏，说：“一向以来，官吏负责判案，随意解释法律的弊病很严重，这是朕德能不够的地方。对案件判决不公，将会使有罪的人继续产生邪念，无辜的人不幸遭受冤屈，家庭蒙羞，亲人怨愤，朕甚为同情。现在安排朝廷官员，协助郡、诸侯国的官吏审理案件，新设置的官员职务轻、俸禄薄，官职的名称就叫做“廷平”，俸禄为六百石，定员四人。他们的职责，就是负责平反冤案，不要辜负朕的期望。”宣帝选择于定国担任廷尉，任命以明察宽恕著称的黄霸等人担任‘廷平’，每年的秋季将各郡、诸侯国的疑难案件上报到朝廷重审。当时宣帝在宣室殿静心处理政务，将各种疑难案件汇总，亲自过问。从此以后，冤案的数字大为减少。在当时，涿郡太守郑昌上疏，郑昌说：“圣王设置谏臣，不是用来摆设，颂扬圣德的，是为了防止错误；制定法律，明确处罚标准，不是为了治罪而治罪，是为了防止国家出现祸乱。只要明主重视这些事情，即使没有设置‘廷平’官员，监狱判案也会公正；为了后世能够保证办案公平，不如删减裁定现行的法律条文。法律一旦确定，百姓知道如何遵守法律，贪渎的官员就不敢再继续枉法弄权。现在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仅仅是设置‘廷平’，这是在弃本求末，等到人亡政息，负责的官员也会懈怠。到了那时，‘廷平’也同样会枉法弄权，反而会成为祸乱的元凶。”宣帝没有来得及处理此事。

元帝刚继位，即颁发诏书，说：“制定法令，是为了抑暴扶弱，让民众知道法律不能触犯，知道哪些能做，哪些需要规避。现在已经存在的法律条文，繁多而不易掌握，就是法律专家也不能通晓，更何况是平民百姓，无意犯法而不能自省，这难道是制定法律的初衷吗？重新议定法律条文，把那些应该取消或者删减的逐条上奏，一定要做到让百姓方便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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