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宣帝朝，琅琊郡人王吉，在朝中担任谏议大夫，又向宣帝上书，王吉说：“想要实施大治而成为有为的君王，并不是每朝每代都能够出现，公卿们幸得以遭逢盛世，但圣朝现在还没有建立起可以惠及万世的长策，辅佐的明君还不能像三代的君王一样，朝中的大臣们，精力多用在计簿、断狱、听讼上面，这些不是建立太平的根基。现在的俗吏在治理百姓时，不是以礼仪来教化民众，因为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法规通行于世，他们只是任意穿凿法律，随意附会，各取所需，致使诈伪萌生，过多过滥地使用刑罚，更使得民众的质朴日益消磨，百姓间的恩爱变得微不足道。孔子说：‘治理民众，最有效的方法，即是用礼仪来实施教化。’这不是一句空话。希望朝中的大臣和儒生们一齐讨论，整理旧的礼仪，明晰君王治理的目的，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礼仪制度，这样治理天下，才能够使得百姓安居乐业，福寿而安康。有了这样的风俗教化，岂不是可以与周代成、康年间一样？帝王享寿也会像商朝的高宗一样（执政五十九年）？”宣帝没有采纳他的谏言，王吉遂以有病辞职。

到了成帝朝，有人在犍为郡的河边挖掘出十六枚古磬，朝中议事的大臣们，认为这是祥瑞的徵兆。刘向为此而谏言，说：“应该在京师设置辟雍，在乡间建立庠序，在学校中陈设礼乐，以雅颂之声来感化民众，提倡揖让的风俗，用这些来实施教化。这样做，还不能达到大治，没有听说过。有人会说，礼仪还不够完备。礼是用来教化民众的，如果还有不足的地方，并不影响对民众的教化。刑罚也会有不足的地方，甚至对民众造成伤害。现在的刑罚，已经不是上古时皋陶世代的刑罚，在有关部门奏请设立刑罚时，该增则增，该减则减，根据需要，实施增减，根据具体情况操作，以适应时代的需求。至于礼乐，为什么要这样吹毛求疵，这是敢于用刑罚杀人，却不愿意用礼仪来教化人。因为俎豆管弦这些礼器还不完备，就拒绝用礼仪来实施教化，以此来作为托辞，而放弃了礼仪制度的建立，这样做实在是执迷不悟，令人痛心。将教化与刑法相比较，刑法应该处于权重较轻的一端，舍弃重的一端，而盲目迷信轻的一端，实在是不应该。而且教化，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刑法只是用来辅助国家治理。现在舍弃了国家的根本要务，而迷信于辅助的措施，是在舍本逐末，不是为了国家的太平而做出长远规划。在京师天子的脚下，就有着一些悖逆不孝的子孙，还有那些犯下弥天大罪的，受到大辟、刑戮的，更是层出不穷，考查犯罪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懂得五常礼仪（仁、义、礼、智、信）。汉朝建国，是在千年的衰周之后，继承的是暴秦留下来的弊政，民众已经浸染了浇薄的恶俗，贪婪诡诈，漠视义理，对于礼仪教化置若罔闻，朝廷才不得不施以刑罚，用惩治措施来治民，但这些仍然难以挽回风俗的败坏。因此说：‘导之以礼、乐，民众才会和谐。’在汉初，叔孙通制定礼仪制度时，受到齐鲁士人的嘲笑，然而叔孙通终究成为汉朝的一代儒宗，叔孙通创立的礼仪制度，垂范后世，至今仍然在影响着汉朝礼仪的实施。”成帝将刘向的奏议交予朝中的公卿们廷议，恰逢刘向病逝，丞相、大司空（御史大夫）又奏请，建立辟雍。按照制定的方案，选择在长安城的南郊，刚选择好地址，打下桩基，成帝驾崩，群臣因为此，为皇帝定下谥号为成帝。

等到王莽做了宰衡，想要哗众取宠，遂开始兴建辟雍，接下来王莽篡汉，自立为皇帝，海内外众叛亲离。一直到世祖（刘秀）接受天命，汉代再次中兴，拨乱反正，将京师设定在中原（洛阳）。光武帝（刘秀）即位三十年后，四夷宾服，百姓丰衣足食，政治清明，又开始考虑建立明堂、辟雍。显宗（明帝刘庄）即位以后，躬行礼仪，在明堂祭祀光武皇帝（刘秀），在辟雍奉养三老五更，其威仪何其盛大、华美。然而仍然没有以德作为礼仪标准，对民众实施教化，礼仪必备的礼器也不完备，为此群臣写不出更多的颂辞，乡间的庠序学校，很多设施也不完备。孔子说：“譬如造山，功亏一匮，停下来了，也就只好中途而废了。”当年叔孙通设立的礼仪，还有汉朝的律令制度，仍然收藏在司法官员那里。学习刑法的官员，法家的典籍，也不再传授。汉朝的经典搁置下来，不再整理，民众官员对于这些，很多已经变得不再熟悉。叔孙通去世之后，河间献王刘德在民间收集礼、乐和古代的典籍、逸闻，通过辑录整理，达五百余篇。而今的学者还难以看到，只是根据推论去想象古代士人的礼仪，天子的礼仪，讲解的时候，常会出现错谬，君臣长幼，相互间交往中所应该遵循的礼仪，均已经变得模糊不清。

礼乐，是圣人为礼仪制定的音乐形式，可以劝诱民众向善。感化人心，通过礼乐移风易俗，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因此先王重视整理礼乐，用礼乐来教化民众。

人有血气的本性，通过感知，会表现出喜怒哀乐，感情的抒发，常常是内心有所触动，内心的感应随着情绪的变化而产生。听到纤微沉郁的乐声，人们会有悲思的心情；听到舒缓悠扬的乐声，人们会心情愉悦；听到粗犷奔放的乐声，民众会奋发而刚毅；听到肃穆严肃的乐声，民众会肃然而起敬；听到宽松和谐的乐声，民众会表现出慈爱；听到淫邪萎靡的乐声，民众会产生邪念。先王知道淫邪的乐声，会使得民众不顾及礼仪，而陷入淫邪，于是又制作了雅颂的乐声。音乐既来自于人的本性，又有着礼仪的约束，通过礼仪引导，民众即会产生和谐的气氛。礼乐引导百姓崇尚五常（仁义礼智信），使得阳而不散，阴而不集，刚而不怒，柔而不慑，四种情感得以抒发，交汇于心中，而又以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民众因此而各得其所，各安其位，不会相互僭越位序。这样做就能够引导民众人心向善，使得邪气不能横行，这是先王制作礼乐的初衷。

后世的君王如果没有制作礼乐，可以引用先王制定的礼乐来教化民众，通过礼乐来移风易俗，根据需要，再做出适当地调整，以彰显新朝的德政。《易经》中说：“先王制作音乐，引导民众崇尚德行，殷朝将礼乐荐于上帝，以祖考配享礼乐。”在上古时，黄帝制作《咸池》，颛顼制作《六茎》，帝喾制作《五英》，尧帝制作《大章》，舜帝制作《招乐》，禹帝制作《夏乐》，商汤制作《濩乐》，武王制作《武乐》，周公制作《勺乐》。《勺乐》的内容，表达了后世君王能够继承先祖的仁德；《武乐》表现了武王接受天命，以武功安定天下；《濩乐》表达了商汤以武功救民于水火；《夏乐》表达了禹帝继承尧舜二帝的事业。《招乐》表达了舜帝接受尧帝的禅位，继承尧帝的事业。《大章》的内容，是尧帝在阐述帝王的功业；《五英》的内容，是表示帝业茂盛，五英缤纷；《六茎》的内容，是讲述帝王的治理，需要有根基；黄帝制作《咸池》，则是向上天陈述，万事详备。从夏代以后，上古时的音乐已经不再流传，《殷颂》仍然在民间有所保留。《周诗》通过孔子的整理，得以保存，其奏乐的乐器，有的还在使用，《周官》中记述了负责礼乐的官员，还可以通过典籍进行考证。举行典礼的卿大夫们到师瞽以下的官员，选择的都是些有道德的人，朝夕演习，而后教导国子。国子，主要是卿大夫的子弟，按照天命，王室要求他们要学习礼乐，歌唱九德，吟诵六诗，学习六舞、五声、八音。因此在上古时，舜帝曾经诏命夔，对夔说：“你负责典礼、音乐，还要教导卿大夫们的子弟，王室贵胄的子弟，要态度庄严而温和，要求严格而有方，虽然严格但不施以虐待，虽然言辞简洁而不显示出侮谩。诗言志，歌咏言，声音要符合歌咏，要有韵律节拍，八音和谐。”这些即是当年舜帝对音乐教育的指导。还有，对于域外来的诸侯，用音乐进行赏赐，对于有德行的，尊贵的贵族，也是以音乐作为一种礼仪形式进行教导。教导的场面，其威仪足以赏心悦目，其乐声足以悦耳动听，其内容足以感化心灵。听到这样的乐声，人们自然会肃然起敬，心灵受到感染，达到祥和，崇尚道德，听到诗词的吟诵，在不知不觉中即会产生志向，再以音乐相配合，君王所要达到的教化目的，即会水到渠成。除此以外，君王还要把音乐荐于郊庙，以供奉祀鬼神时享用；在朝堂上奏响音乐，以利群臣上下间和谐；将音乐安排在学校，让万民受到教育，受到教化。听到音乐的人们，无不凝神静气，神情庄重肃穆，喜悦之情悠然而生，海内百姓无不通过音乐，来感知君王的德政教化，民风也随之得到端正，日新月异，崇善好德的风气自然而然地就会形成，不知其所以然，在不知不觉中，良好的社会风气即会产生，致使万物不会夭折，天地和谐而祥瑞臻至。《诗经》中为此赞颂道：“钟鼓穰穰，磬管锵锵，降福穰穰。”《尚书》中也有着记载：“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连禽兽都受到了感动，更何况是受到教化的民众？更何况是鬼神？因此说，圣人通过音乐来感动天地，通达神明抚恤万民，教化百姓，正是音乐引导民众知礼守德，这是一条重要的教化途径。虽然《雅》、《颂》音乐已经成为主流，还有些淫邪的乐声仍然是客观存在，淫邪的乐声甚至比凶嫚的乐声危害更大，为此，对淫邪的乐声要设置禁令。世道衰微，民心离散，小人欺凌君子的事情，会因为淫邪的乐声而随之产生，心耳浅薄，邪就会压住正的声音。《尚书》中为此而强调：“殷纣王抛弃先祖的雅乐，制作淫声，扰乱正声，以此来取悦后宫中的妇人。”在当时，乐官师瞽抱着乐器，四散逃离，有的投奔诸侯，有的隐居于江湖。音乐，本来是发自于情感，溶化在人们的肌肤骨髓之中，即使经历千秋万载，它的遗风余烈，仍然会长盛不衰。在春秋时，陈国公子完（田敬仲）投奔齐国，陈完是舜帝的后裔，《招乐》因此在齐国得以保存。还有人传说，孔子到了齐国，听到《韶乐·招乐》，竟然三月不知肉香。孔子还说：“没有想到音乐的声音竟然会有如此大的感染力！”乐声的纯美，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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