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建武、永平（公元25－75年）以来，民众刚刚摆脱战乱的痛苦，百姓都有过上安居乐业生活的想法，与当年高祖、惠帝朝一样。而治国理政，重点要放在抑制豪强，扶助贫弱上面，朝廷中没有跋扈的大臣，县邑中没有不法的豪绅。按照人口统计，判决的罪案应该少于成帝、哀帝年间的十分之八，这才是政治清明。然而还不能与上古时的仁政相比较，因为还有很多的弊端没有消除，刑罚的根本目的还没有达到。

说得真好！看荀况对于刑罚的论述，荀况是这样说的：“有些人认为，在上古时，治国的君王无须采用肉刑，只有象征性的刑罚，比如说黥刑，或者是让罪人穿上草鞋，和不缝边的赭衣，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假若古时候以这样的方式治国，人们就不会触犯法律犯罪，那么不但没有肉刑，就连象征性的刑罚也没有存在的必要。认为人们犯罪，只要以轻刑处罚，就可以看到效果，杀人者不用偿命，伤人者不需要受到严惩。再大的罪，也是重刑轻判，那么民众将会无所畏惧，这样做岂不是要天下大乱。制定刑罚的目的，就是要惩治罪恶，以儆效尤。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是鼓励残暴，放纵恶行。因此象征性的刑罚，不是产生于天下大治的古代，只能是产生于后代的乱世。凡是封赏爵位，设定官职，赏赐、刑罚、庆贺，均要按照不同情况，因时制宜。一旦处理不当，就会成为产生动乱的祸源。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刑不当罪，这些都能造成不详的后果。讨伐叛逆，除暴安良，以体现治国的威严。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是在任何时代、任何统治者都会采取的惩治措施，没有人知道它的由来。在大治时，只会采用重刑；在乱世时，才会采用轻刑。在大治时触犯刑律，要加重处罚；在乱世时触犯刑律，才会侥幸得以轻判。《尚书》中讲：‘刑罚因时而异，或轻或重。’就是这个道理。”所谓“象刑惟明”，是指按照天地四季运行的道理，而制定轻重缓急的刑罚，怎么可能仅穿上草鞋、不缝边的赭衣，就能够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荀况对待刑罚持有自己的观点，又结合了对世俗的分析。荀况解释道：禹在尧舜之后，自认为德能不够，制定了肉刑；商汤、周武继而顺应时代的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民俗已经远远不如尧舜世代时那么淳朴；汉朝建国之后，继承的是周代的衰世和暴秦的恶政，流弊极深，比起三代的民风，百姓更加难以治理。如果仅采用尧舜世代的轻刑，就好像是在用普通的缰绳，而妄图套住桀骜不驯的野马，难以达到匡正时弊的目的。废除肉刑，本意是为了保全性命，现在则是，在髡钳罪的上面，就是死罪。以死罪来治理百姓，失去了施惠予民的本意。因此每年判处死刑的数字达到万人以上，这反而是在用重刑虐民。至于普通的盗贼，那些因为激愤伤人，男女通奸，官吏贪赃等一类的犯罪，仅以髡钳惩罚，又显得不够。每年这类受到惩罚的罪犯，达到十万人以上，犯罪的百姓不惧怕法律，也就不会因为受刑而感到耻辱，这是因为惩罚过轻而导致的结果。判断能吏的标准，看其是否能够杀人树威。能杀的就是胜任；用法律标准轻判的，就是不懂得治理。这种毁弃法制名声的例子，难以胜数。结果造成法网虽密，而犯罪难禁；刑罚虽多，而百姓不惧。三十年时间，倏忽而过，仁政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一百年过去了两个，逞凶赌狠的戾气仍然未能消除。这只能解释为缺乏礼乐的熏陶，刑罚使用的不当。应该认真地加以思考，刑罚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删改、修订已有的法律条令，确定二百章适应死刑的判决。其余各种罪行的等次，在古代应该释放的，而在今天就是犯下了死罪，其实也可以让罪犯交上一定赎金，再加上肉刑。至于伤人和偷盗，官吏贪赃枉法，男女通奸淫乱，可以按照古代的刑罚来惩治，制定三千章判决的法令。还有那些以苛刻为务，巧饰文辞，过于繁琐的法律，一律废除。只有这样做，才能够让人们畏惧刑罚，规避禁令，官吏也不能再以是否能够杀人，作为判断是否称职的标准。执行法律要统一，判刑轻重要适当，百姓的性命才能够得以保全。刑罚适中，天人和谐，参考古人的智慧，引导百姓向善，努力塑造和谐的风气。在周代成、康年间，不用刑罚的盛世，未必能够再现，孝文帝减轻刑罚，监狱空置的结果，只要通过努力，还是能够达到的。《诗经》中讲：“顺应民心，天予以厚赏。”《尚书》中也说：“立功立事，可以国运长久。”意思都是为政治民，要考虑到民众的利益，才能够功成事立，得到上天的厚报，使得国祚长久，这即是所谓的：“天子得福，百姓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