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因此才会觅缝鉆孔，巧饰文字，肆意毁谤，制造流言蜚语，挑起民间的舆论大哗。《诗经》中讲：“忧心忡忡，唯恐得罪小人。”小人太多，就容易得罪。在古时，孔子和颜渊、子贡相互称赞，并没有结成朋党；大禹、后稷与皋陶相互引荐，也没有结党营私。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想的是国家的利益，没有邪念。贤人在上位，引其同类，聚于朝堂施展才能，《易经》中说：“飞龙在天，大人相聚。”贤人在下位，志同道合的人相聚，为国家举荐贤才，《易经》中说：“拔茅茹以其汇，是吉兆。”在上引其同类，在下推荐贤才，商汤重用伊尹，非贤士则斥退，是贤士则引进，就因为同类相聚。现在邪臣与贤臣混杂在一起，同聚朝堂，邪臣结党营私，违善向恶，诋毁贤臣，危言耸听，就是想蛊惑皇上。假若重用这些人，天地即会发出警告，灾异也会反复地出现。

自古以来，贤明的圣君，没有不通过诛杀奸邪，而使得国家大治，因此才有了舜帝放逐四恶，孔子在两观下诛杀邪臣，圣人的教化才得以推行。现在陛下应该明查，真诚地思考天地的告诫，反思诛杀佞臣的必要性，从《否》《泰》卦中找出处理政务的要义，从《诗经》雨雪诗中，从周文王、唐尧帝选用贤者中，悟出可供借鉴的道理。从秦朝、鲁国的灭亡中吸取教训，思考什么才能带来福瑞，怎样才能避免灾祸，了解时事的变化，斥退奸臣的干扰，杜绝奸邪小人在朝堂中结党营私，避免忠贞大臣受到无辜地伤害，广开纳贤之路。要当机立断，不能再犹豫徘徊，要让是非观念在朝中明晰地显现出来，只有这样，灾异才能够消除，祥瑞才会到来，才能够奠定天下的太平，谋求万世的福祉。

臣幸得以作为刘氏宗亲，倾吐肺附之言，确实是看到了阴阳错谬，难以调和，不敢隐瞒心中的忧虑。臣引用了《春秋》中发生的灾异，对比当今朝中的政务，分条举例，宣泄一通。臣谨慎地密封奏书，冒死呈上。

弘恭、石显首先看到刘更生的上书，与许氏、史氏家族中的人一起商量，更加嫉恨刘更生等人。周堪性情耿介、正直，在已经孤立的情况下，仍然宁折不弯。这一年的夏天寒冷，太阳光灰白无力，弘恭、石显和许氏、史氏说这是因为周堪、张猛掌权引起的。元帝内心欣赏周堪，但又怕大家对周堪的非议太多，无法协调此事。当时的长安令杨兴，因为个人才能而受到元帝信任，也常常称颂周堪。元帝希望能够从杨兴那里得到支持，于是问杨兴：“朝臣们不停地在讲光禄勋周堪的坏话，这究竟是为什么？”杨兴是一个圆滑的人，以为元帝对周堪不满，便顺着话讲：“周堪不但朝臣们对他不满，下边的州郡里也是这样。臣听人们说周堪在此前与刘更生等人诽谤皇室骨肉，认为这二人该杀，我以前说不能伤害周堪，是要为国家养恩。”元帝问：“是什么罪一定要杀头？现在呢，又怎么样？”杨兴说：“臣愚以为现在可以赐周堪关内侯爵，享受食邑三百户，不要让周堪再负责朝中事务。明主不辜负师恩，这是最好的方法。”元帝也有了疑心。恰好城门校尉诸葛丰也在说周堪、张猛的坏话，元帝为此事对诸葛丰大发雷霆，罢免了诸葛丰的官职。详情记载在《诸葛丰传》。元帝说：“诸葛丰说周堪、张猛言行不一，朕同情他们，没有惩治，又怜惜他们的才能还没有得到很好发挥，现在将周堪降为河东郡太守，张猛降为槐里县令。”

石显等人在朝廷的权势炙手可热。在此后三年，孝宣帝陵庙的阙门发生火灾，在月末，又发生日蚀。元帝于是召诋毁周堪和张猛的大臣们问话，他们说此前出现的灾异，是由于周堪和张猛的责任，这些人吓得跪在地上，叩头谢罪。元帝下诏，说：“河东郡太守周堪，是先帝信任的大臣，让周堪辅导朕的学习。周堪品质优秀，通晓学术，议论正直，仁慈有德。常怀有忧国之心，为此而发奋努力。因为不能阿谀奉承权贵，受到孤立，遭到奸臣的压制而被斥退，还不能为自己申辩。此前大臣们看到出现灾异，不检讨自己，查明灾异的原因，反而借议论天灾，将责任推到朝臣的身上。朕不得已，只好让周堪暂时在下边担任郡太守，这也是在彰显周堪的才能。周堪下去后，灾异仍然显现，这些人没有话讲了。周堪下去不到一年，郡中的三老、官员、有识之士都称颂周堪，朝廷派出巡视的使臣，也都赞颂周堪的政绩。这些足已经证明先帝生前知人善任，朕也有自知之明。俗人故意制造事端，非议诋毁贤良，假借一些难以说清的天象无事生非，让可以讲清楚的问题变得扑朔迷离，以达到陷害的目的，朕不会再受他们的欺骗。朕当时是迫于无奈，没有坚持原则。这一向反复地出现灾异，朕深感忧虑。周堪年老体弱，恐怕很难为自己伸冤，又受到他人的排挤，无力为自己申辩，现在把周堪调回长安。”而后元帝拜周堪为光禄大夫，俸禄为中二千石，负责尚书事务。张猛担任太中大夫兼任给事中。石显仍然插手尚书事务，尚书中的五个人，都是石显的同党。周堪很难向元帝反映问题，什么事情都还要通过石显，决定权仍然把持在石显手中。周堪有声音嘶哑的毛病，不能多讲话，最后抑郁去世。石显诬陷张猛，迫使张猛在公车府自杀。刘更生对他们的遭遇很痛心，于是写下了《疾谗》、《擿要》、《救危》和《世颂》等八篇文章，托古喻今，哀叹自己以及与自己一样的士人。此后被弃置一旁，十多年得不到重用。

成帝登基后，石显遭到贬黜，病死在返乡的途中，刘更生才重新得到启用，此后刘更生将名字改为刘向。刘向以原九卿职务担任中郎，负责三辅地区的水利。多次向成帝密封上奏，后来刘向又担任了光禄大夫。当时成帝的舅舅阳平侯王凤担任大将军，主持朝政，背后还有太后王政君的支持，朝中大权掌握在王氏手中，王氏兄弟七人先后被封为列侯。在发生数次灾异后，刘向认为当朝外戚过于显贵，发生灾异，是因为王凤兄弟把持朝政的结果。成帝此时正在努力学习《诗经》、《尚书》，阅读古文，成帝诏命刘向负责校勘收藏在天禄阁、石渠阁中的《五经》等古书。刘向在读《尚书·洪范》中，看到箕子为武王解释五行阴阳相互间的关系。于是将上古以来，从春秋战国直到秦汉，所有的符瑞灾异记录下来，进行整理，再联系祸福，考查它们的灵验，加以对比分析，理出条目，刘向写成十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洪范五行传论》，上奏给成帝。成帝内心很清楚，刘向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大臣，写这些文章，主要是因为王凤兄弟把持着朝政，才会有感而发，但是成帝始终不愿意疏远外戚王氏家族。

过了很久，成帝开始营建昌陵，经过几年时间，仍不能完工，又回过头来再修建延陵，花费巨大。刘向于是向成帝上书，提出谏言：

臣读《易经》，里面有这样的话：“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才能够安身立命，保证社稷的安稳。”贤圣的君王，要考虑到事情的始终，深入思考，才能够明辨是非。君王思考问题，要考虑到天地人三统之间的关系，理解天命神授，所授者须博大无边，天下不会始终为一姓所拥有。孔子在谈论《诗经》时说：“殷朝的士人聪明智慧，在京师为周的宗庙助祭，”为此而喟然长叹，说：“天命宏大！生前做过善事，会影响到子孙，须知富贵无常；否则，王公大臣们怎么会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就连百姓也常要不断地提醒自己。”商朝的微子，在商朝灭亡后，不得不低头做了周的臣子，痛心商朝被周朝灭亡。像尧舜这样的圣人，仍然会有丹朱这样难以教化的儿子；大禹、商汤有着非凡的德行，也会有桀、纣这样难以训导的子孙。从古至今，没有不亡的国家。过去高皇帝推翻了秦朝，打算将国都建在洛阳，受到刘敬谏言的启发，认为自己的德能不能与周代相比，但是好于秦，于是将国都改建在了关中，凭借着周代的德，倚仗着秦地的险阻。一个朝代持续的长短，还要看其德政实施的效果，高祖在晚年时，常战战兢兢地告诫自己，不敢忘记前朝覆亡的教训。因此孔子才强调“富贵无常”，讲的就是这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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