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的陵寝地在霸陵，北边靠近灞河。有一次，文帝凄怆而悲凉地面对着群臣们讲：“唉！用北山的石头做成朕的椁室，用纻絮混合生漆填缝涂抹，看谁还能够撼得动！”张释之进言，说：“如果陵寝中有值得偷盗的东西，就是封闭在终南山中，也会有缝隙可以钻进去；假若没有可盗取的东西，即使陵寝中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值得担心？”死者已经没有了生命，但国家还会有兴替，因此张释之的话，是在为长远做出考虑。孝文帝悟出了其中的道理，遂改为薄葬，不再修筑山陵。

《易经》中讲：“古时候的丧葬，用薪柴制成棺木，埋葬在荒郊野外，不封土，也不在坟墓的四周围栽树。后世的圣人把薪柴改为棺椁。”使用棺椁，是从黄帝开始。黄帝葬在桥山，尧帝葬在济阴郡，他们的墓冢都很小，葬具也很简陋。舜帝葬在苍梧九疑山，舜帝的二位妃子，没有与舜帝合葬在一起。大禹帝葬在会稽，为的是不烦扰百姓。殷汤不知道葬在何处。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葬在毕邑，秦穆公葬在雍邑槖泉宫祈年馆的下边，樗里子葬在武库，他们都没有堆起很高的陵寝。这些都说明了圣帝、明王、贤君、智士考虑的长远，为长远而设计。他们的贤臣孝子也能够秉承遗命，按照他们生前的遗愿实施薄葬，这也是在真诚地奉安君父，忠诚至孝的表现。

周公，是武王的弟弟，负责安葬哥哥，用的葬具很简陋。孔子在防邑安葬母亲时，提到在往古时，葬亲人不修筑坟丘，孔子说：“我孔丘，常常要周游天下，不能在返回后，认不出母亲的坟茔。”因此才把母亲的坟墓堆成四尺高的土丘，遇到雨水，坟丘崩塌。孔子的弟子帮助修缮，告诉了孔子，孔子流着眼泪说：“我听说，古时候的人是不修筑坟墓的。”为此还责怪他们。延陵季子出使齐国回来，儿子死了，葬在嬴邑、博邑之间，墓穴向下没有挖到水层，殡殓时就穿着平时的衣服，封土仅达到手臂的高度，和手伸出来一样高。季子边哭边说：“骨肉又回到了土中，这是你的命啊，让魂灵飘荡吧。”嬴邑、博邑距离吴地有上千里，季子没有把儿子送回去安葬。孔子生前去看过，说：“延陵季子所做的，符合礼制。”因此仲尼作为孝子，延陵作为慈父，舜禹作为忠臣，周公作为悌弟，他们在埋葬君王、骨肉时，都是施行的薄葬；不是舍不得花钱，而是以符合礼制为标准。宋国的桓司马为自己的丧葬准备石椁，仲尼说“不如认尸体在地底下很快地朽烂。”秦国的国相吕不韦召集很多文人编撰《吕氏春秋》，也是强调薄葬的意义，他们都是明白事理的人。

等到吴王阖闾时，违背礼仪，要施行厚葬，才过去十几年，就被越人发掘。到了秦惠文王、武王、昭王、庄襄王时，更是大兴土木，营建很大的坟丘，里边埋藏有很多的珍宝，结果全部被发掘，尸骨暴露在野外，真是令人哀叹。秦始皇葬在骊山的山坳里，往下一直挖到第三层水源，上面的坟丘高如山陵，高度达到五十几丈，周围环绕五里多；墓圹中以石为椁，用人膏点燃灯烛，用水银布设江海湖泊，用黄金做成凫雁。所藏珍宝之多，所设机械之巧，棺椁的华丽，宫馆的华美，难以描述。还杀了很多宫人，活埋了很多工匠，人数达到上万。天下的百姓因为无穷的徭役而造反，骊山的墓圹还没有修筑完毕，周章的百万造反大军就已经兵临城下。项籍一把火烧掉了这些宫馆楼宇。此前很少有人听说过墓圹被发掘，后来有一位牧羊儿丢失了羊，羊跑进墓穴，牧羊童持火把进去寻羊，不小心一把火烧毁了棺椁。从古至今，埋葬没有比始皇帝更为奢华的，才过去几年时间，外遭项籍的火灾，内遭牧童的火患，其遭遇真地是令人叹息！

因此德厚者更要求葬薄，智深者葬具愈少。只有那些无德寡智的人，才会葬具丰厚，坟丘堆得越高，宫庙修建的越华丽，被人盗掘的机会就越大。从这些事实来看，贤愚的结果，丧葬的吉凶，昭然可见。周代的德政在开始衰落时，丧葬开始变得奢侈，周宣王贤德，周王室再次中兴，周宣王要求俭省宫室，缩小寝庙。诗人为此而赞美周宣王，《斯干》这首诗写的就是这件事情，上篇写的是王室宫殿遵守礼制，下篇写的是子孙繁多。到了鲁庄公，开始修饰宗庙，修建了很多宫馆苑囿，其结果是后嗣断绝，《春秋》因为此而讥讽鲁庄公。周宣王所做的，使得国家不断地繁荣昌盛，鲁庄公、秦始皇所做的，是在他们的身后，国家归于灭亡，这些正是奢、俭带来的结果。

陛下登基之后，躬行节俭，初陵开始修建时，规模还很小，天下人都认为陛下贤明。等到修建昌陵，将陵寝修得如此之高，坟墓堆得像山丘一样，发掘百姓的坟墓，多达数万，陵寝地所在的县邑，还要修建房屋，工期紧迫，费用浪费达上十亿。已经死亡的百姓亲属在地下怨恨，生活在地上的百姓则愁肠百结，怨气撼动阴阳，灾荒饥馑频仍，百姓为此而流离失所的，达十几万之多，知道情况的臣下无不为此感到哀痛。假若死者有知，坟墓遭到挖掘，带来的祸患就大了；假若死者无知，把陵寝修筑得如此高大，又有何益处？与贤者、智者谈起这些来，他们都认为这种做法不明智，与百姓谈起来，他们更是叫苦连天；这些景观只能满足愚夫，崇尚奢侈人的观感，又有多大的益处？陛下仁慈敦厚，聪明盖世，应该弘扬汉家的美德，崇尚刘氏的仁爱，光昭五帝、三王的仁政，但是陛下现在却在与暴秦乱君攀比奢侈，比谁的陵寝更为高大，以满足那些愚夫的观感，为一时的虚荣而夸耀，违背贤智之心，忘却万世安危，臣深为陛下感到羞愧。希望陛下远向古时的黄帝、尧帝、舜帝、禹帝、汤、文、武、周公、仲尼学习，近则要细细领会穆公、延陵、樗里、张释之的用意。孝文帝摒弃高大的陵寝而实施薄葬，由于节俭而得以安宁，可以效法；秦昭王、始皇帝堆山藏厚，奢侈无度却带来祸患无穷，这些都可以引为借鉴。初陵的规模，还是要征询公卿们的意见，让百姓们得到安宁。

谏书递上去以后，成帝读了很感动，但还是下不了改正的决心。

刘向看到社会风气崇尚奢靡，赵皇后（飞燕）、卫婕妤出身卑微，做事情逾越礼制。刘向认为君王的教化应该从内向外，从最近的人开始。于是采录《诗经》、《尚书》中所记载的贤妃贞妇，兴国安家可以效法的，还有因为庶出，受到君王宠幸而导致国家祸乱的，编写了一本书，叫做《列女传》，一共八篇，用来劝诫天子。又采录了一些传记、行事的方法，写下《新序》、《说苑》等五十多篇，上奏给成帝。刘向多次向成帝上书，陈述利害得失，祸乱教训。这样的奏书递上去几十次，以供成帝阅览参考，希望能够拾遗补缺。成帝虽然没有全部采纳，但对刘向的一片忠心，常感叹不已。

成帝一直没有儿子，朝政又掌控在外戚王氏手中，灾异频繁地出现。刘向对陈汤在西域凭借勇敢智慧建立的功勋非常赞赏，与陈汤的关系很好，私下里和陈汤谈论：“灾异如此频繁，而皇帝的外戚在朝中又如此权势熏天，这种情况早晚要威胁到刘氏的江山。我因为是刘氏的同姓宗亲，世世代代蒙受着汉室的恩惠，作为刘氏宗亲遗老，经历了三朝皇帝。皇上把我当作先帝的旧臣，每次召见都特别厚遇，我要不讲话，谁还敢讲话呢？”刘向又向成帝密封上奏谏言：

臣听说君王都是希望天下太平的，可是危亡的事情还是会发生，君王都是希望国家可以永续的，然而国家最终还是会灭亡，这其中的道理，主要是因为用人失查。奸佞的大臣掌握着国家大权，操控朝政，没有不危及到社稷的。在古时候，晋国有六卿，齐国有田氏、崔氏，卫国有孙氏、宁氏，鲁国有季氏、孟氏，他们都长期把持着国家的权力，世代掌控着朝政。田氏最终取代了齐国的姜氏；六卿最终瓜分了晋国；崔杼杀害了国君光；孙林父、宁殖赶跑了国君剽，最后杀害了国君剽；季氏在家中的大庭观赏天子才能享有的八佾舞，三家在祭祀中享受着天子才能享受的《雍》乐，三家把持着鲁国朝政，最后一起赶走了鲁昭公。周王室大夫尹氏干预朝政，王室政治混乱，儿子姬朝、姬猛交替废立，经过很多年王室才安定下来。所以《诗经》中讲“王室紊乱”，又讲“尹氏杀害王子姬克”，造成的危害如此之大。《春秋》中列举了很多的成败得失，举了很多灾祥祸福的例子，像这类事情，可谓是举不胜举，都是阴盛而阳衰，下面的大臣失去臣道所致。所以《尚书》中讲：“臣子如果作威作福，小者害家，大者害国。”孔子说“权力离开公室，朝政掌握在大夫手中”，都是危亡的徵兆。秦昭王的舅舅穰侯和泾阳君、叶阳君专权擅政，背后凭借着太后的权威，三个人的权力超过了秦昭王，家中的财富敢于与国家相埒，国家已经很危险，幸亏有范雎的提醒，秦国的政权才得以稳固。二世皇帝把大权交予赵高掌握，赵高专权跋扈，蒙蔽大臣，最后才有阎乐在望夷宫杀害二世皇帝的悲剧发生，秦朝虽然灭亡。然而近事不远，下边就是汉朝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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