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字子骏，从小喜欢学习，精通《诗经》、《尚书》，能够写出很漂亮的文章，受到成帝召见，在宦者署担任待诏，后来担任黄门侍郎。河平年间（公元前28-前25年），刘歆受诏与父亲刘向一起，校勘皇家收藏的图书，从六艺传记，诸子百家、到诗赋、算术、方技，无所不通。刘向去世后，刘歆再次在北军担任中垒校尉。

哀帝刚继位，大司马王莽举荐刘歆，说刘歆是皇室宗亲里最有才学的人，哀帝任命刘歆担任宫中侍从、太中大夫，兼任骑都尉、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很受哀帝的信任。刘歆负责《五经》的整理工作，继承父亲此前做过的校勘经书工作。刘歆编辑六艺群书，将它们分门别类，编为《七略》。详情记载在《艺文志》。

刘歆和刘向，最初都研究《易经》，在宣帝朝，宣帝下诏，让刘向学习《糓梁春秋》，精心学习了十几年，刘向对《糓梁春秋》有很深的研究。等到刘歆开始校勘皇家密室所收藏的古书，看到古文《春秋左氏传》，刘歆很喜欢。当时丞相府丞史尹咸研究《左氏春秋》，尹咸与刘歆一起校勘古书典籍。刘歆又跟随尹咸向丞相翟方进学习，探讨经学大义。《左氏春秋》中有很多古字古意，学者最初只是在训诂方面下功夫，到了刘歆研究《左氏春秋》，改用《左传》来解释经文，这是一种新的治学方法，从此又有了以章句来解释义、理。刘歆是一位性格沉静，聪明好学的士人，父子二人都喜欢研究古文，刘歆博闻强记，超过当时一般人。刘歆认为，左丘明的好恶与圣人是一样的，与孔子又是同一时代的人物，而公羊高、穀梁赤只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后的人物，传闻与同时代所亲身经历的在叙述上一定会有很大差异，刘歆为此多次与父亲刘向辩论，刘向不能解答，然而仍然坚持《谷梁春秋》是对的。刘歆受到哀帝的信任后，刘歆谏言哀帝将《左氏春秋》与《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一起全部列于学官，设置博士讲授。哀帝诏令刘歆与《五经》博士一起，阐明自己的观点，《五经》博士不愿意同刘歆辩论，刘歆于是用书面形式质问太常博士：

在上古时，唐尧、虞舜之后，夏、商、周三代兴起，圣帝明王，先后出现，前后继承，他们的业绩辉煌灿烂，到了周王室衰微，礼乐不行，道义难以继续，才出现此后经义纷乱的现象。孔子担忧道义难以推行，遂周游列国。从卫国返回鲁国后，孔子开始整理音乐，将《雅颂》作为正音；又修订《易经》，整理《尚书》，编撰《春秋》，在书中阐述帝王治国理政的道理。等到孔子去世后，对过往历史的严肃批评就听不到了，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去世后，就没有人再为经学申张大义。接下来遭遇战国，抛弃礼仪，诸侯国间重视的是穷兵黩武，孔子崇尚的道义已经不再有人欣赏，诸侯国间崇尚的是孙吴杀伐诡诈之术。暴秦走向极端，焚烧经书，坑杀儒生，制订禁书的律令，就连肯定古代也要定罪，道术遂遭到毁坏。汉朝建国后，离开圣帝明王的世代已经异常久远，孔子坚持的道义也荒废了很久，想继承也没有可以遵循的法度。当时只有叔孙通略微懂得一些礼仪，天下只保留下来用于占卜的《易经》，找不到其它典籍。到了孝惠帝朝，才废除了藏书令，可是公卿大臣，像绛侯周勃、灌婴等人，都是一些赳赳武夫，他们对读书不感兴趣。到了孝文帝朝，才开始由掌故晁错从伏生那里学习《尚书》。《尚书》从墙壁中取出来时，有很多已经散乱，当看到还有古书存在，大家又开始跟随老师学习经书。《诗经》的学习也随后蔚然成风。天下的古书不断地涌现，尤其是诸子百家的学说，于是朝廷安排了学官，每种学问都有专门的博士。然而汉初的大儒，出名的只有贾谊。到了孝武帝朝，在邹地、鲁地、梁地、赵地，又出现了一批《诗经》、《礼经》、《春秋》的名师，他们大部分是在武帝建元年间（公元前140－前135年）出现。在当时，一个人还不能完整地讲解一部经书，有的人钻研《雅》，有的人钻研《颂》，几个人才能够讲解一部经书。《泰誓》这篇古文尚书，也是在后来才发现，博士们聚集在一起研究。武帝有诏书说：“礼崩乐坏，书简脱落，朕深感忧虑。”在当时，汉朝建国已经有七十余年，离开经书的学习，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鲁恭王刘馀拆毁孔子的旧宅，准备扩建王宫，在孔子旧宅的夹壁中发现古文，有三十九篇《逸礼》，十六篇《尚书》。在武帝朝天汉年间（公元前100－97年），孔安国将这些古书献予朝廷，因为有巫蛊案的影响，仓猝间，没有将这些古书列于学官。《春秋左传》是左丘明编撰，是古文旧书，多达二十余部，均藏在皇家秘府，没有公开。孝成皇帝痛感文献的缺失，有些已经失去原意，于是诏命学者整理皇家藏书，校勘旧文，才有了这三部古书的问世（《古文尚书》、《逸礼》、《左氏传》），用来检验学官所教授的内容，发现有些经书已经脱简，有些简牍编排错乱。在民间寻访学者，有鲁国的桓公、赵国的贯公、胶东国的庸生，他们所教授的与这些古文相同，因为受到压制，而不能得以流传。这也正是有识之士深感痛心的，士人们常常为此而叹息。过去不能求学的人，不愿意抛弃这些已经缺失的文章，因陋就简，分文析字，尽管文章破碎，学者终其一生，还不能读完一部整书，有些相信今文的学说，否定古文的学说，因为他们找不到古书来学习，因此当国家要举行大典的时候，比如说建立辟雍、封禅、巡狩等礼仪，只有不断地摸索，不知道原来礼仪是怎样设置的。于是抱残守缺，也是害怕出现纰漏，不敢面对现实，有了这样的私心，即不愿再从公心出发，采纳正确的建议，或者诋毁，或者妒忌，不能从实际考虑，或者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这三部古书迟迟得不到承认，以至于有些学者说什么《尚书》已经完备，说什么左氏没有写过《春秋》，等等，这些论调实在是荒谬可悲！

现在圣上圣德通明，继承传统，弘扬伟业，也痛惜当今文学的错谬，学者的碌碌无为，抱残守缺，虽然圣上言辞恳切，但奈何有些学者模棱两可，喜欢追随大流，这种思想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皇上才颁下明诏，将《左氏春秋》列于学官，派身边的大臣传达诏命，扶持衰微的经学，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同心协力，继承这些曾经失传的古文经典。现在的情况还不能乐观，有些学者态度顽固，拒绝讨论问题，以不予理睬的态度来对待皇上的明诏，想以此来阻塞学问的探讨，把没有得到肯定的微学扼杀。大家喜欢安享已经定论的事情，不愿意知难而上，从头再来，这是常人的态度，不是有志君子的作为。更何况是几本古典经文，虽然先帝亲自过问，当今圣上也非常重视，这些古文旧典，也均有明证，民间与皇家的图书收藏均可以证明，学者们岂能够以敷衍推诿来对待此事！

古人常讲：“礼失而求之于野。”现在找到的这些古文，不就是求之于野得到的吗？在博士中，过去精修《尚书》的有欧阳，精修《春秋》的有公羊，精修《易经》的有施、孟，然而孝宣帝还是要设立学官，讲授《穀梁春秋》、《梁丘易》与《大小夏侯尚书》，书义中即使有冲突，但仍然能够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为什么？与其有冲突而废，宁可让冲突保留。《论语》中讲：“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于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现在有这样的几家言论，包罗了大小经义，怎么能够随意废弃！假若一定要抱残守缺，党同伐异，妒忌真实道义的再现，违背皇帝的明诏，辜负圣意，陷文吏于无谓的争执中，这不是君子应取的态度。

言辞恳切，众位大儒看了刘歆的上书后，群情激愤，有一位有名望的大儒——光禄大夫龚胜，看了刘歆的上书，深感耻辱，请求乞骸骨，退休回家养老。至于大儒师丹，当时在朝中担任大司空（御史大夫），更是勃然大怒，上奏哀帝，说刘歆乱改章程，非议诋毁先帝所设立的学官。哀帝说：“刘歆无非是想扩大经学研讨的范围，怎么就是非议诋毁呢？”刘歆这下子得罪了满朝的大臣，被那些宿儒、名臣群起攻击。刘歆担心被杀，于是提出来到外地做官，哀帝任命刘歆为河内郡太守。汉朝制度，皇室宗亲不宜在三河郡为官，哀帝又改任刘歆为五原郡太守，后来刘歆转任为涿郡太守，在三个郡先后担任郡太守。过了几年，因为有病，免官回家，在家中又重新被启用，担任安定属国都尉。哀帝驾崩，王莽执掌朝政，王莽在年少时，即与刘歆一起担任过黄门侍郎，王莽非常欣赏刘歆，向太后推荐刘歆。太后将刘歆留任为右曹太中大夫，刘歆又转任为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负责修建明堂、辟雍，受封为红休侯。刘歆主管儒林、史官、卜筮等官员，考定音律、历法，著有《三统历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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