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不是一二句话，即可以向俗人解释得清楚。我的先人不曾立下过盖世的功勋，享受到剖符丹书的荣耀，所任职务也仅是负责文献、史籍、天文、历法，近似于负责占卜、祭祀的官吏，在皇上眼中，如同倡优一样，可以任意侮慢，也为世俗所轻视。假若我伏法被杀，好似九牛身上拔去一毛，性命与蝼蚁又有何区别？世人看待我的死，不可能与死于名节的人相比，只会认为我是罪大恶极，对自己的罪行无法狡辩，获罪难免，才走向刑场。为什么？我的工作性质，已经决定了人们对我的看法。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意义有所不同。人受到惩罚，首先不能辱没先人，其次不能辱没自身，其次不能受到非礼的侮辱，其次不能受到责骂的羞辱，其次不能被绳索捆绑，其次不能穿上囚服，其次不能戴上刑具，受到箠打的凌辱，其次不能剃去毛发，戴上铁圈受辱，其次不能毁伤肌肤，割裂肢体受辱，最极端的则是接受腐刑，这是最重的侮辱。《礼记》上讲：“刑不上大夫”，指的就是要爱护士人的气节，不能随意忽视。猛虎游弋于深山，百兽恐惧，等到落入陷阱，关在兽笼里，摇尾乞食，虎威已经荡然无存。因此上古时才有画地为牢，士人拒绝进入，削木为吏，士人拒绝应对，以自杀来面对羞辱。而今，士人却要面对着：手足遭到绑缚，身上戴上刑具，暴露肌肤，忍受箠打，关在幽深的大牢里。到了那时，面对着狱吏，谁还敢不以头撞地，看到狱卒，也只能是屏息静气。为什么？已经被牢狱中的积威吓破了胆。投入监狱中的士人，说不会受辱，那只能是自欺欺人，人那里还有尊严！当年的西伯周文王，是身为伯爵的诸侯，被拘押在羑里；李斯，是秦国的丞相，最终受到五刑的处死；淮阴侯韩信，曾经是楚王，在陈县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南面为王，也曾经被关押在牢狱，受尽折磨；绛侯周勃诛杀吕氏家族，权倾朝野，也曾经被关在请室；魏其侯，身为将军，也曾经穿上赭衣，戴上三种刑具；季布曾经做过朱家的钳奴；灌夫曾经在居室中受辱。这些人均为当时的王侯将相，声名远扬，等到身陷囹圄，没有含愤自杀，也只能是与平民百姓一样，古今相同，怎么会不受到侮辱！因此说来，人的勇敢和胆怯，是形势造成的；人的强与弱，是环境逼迫的。这其中的道理，明白以后就不会再感到奇怪！人不能在定罪前就自杀，稍显犹疑，等到鞭子落在身上，再想着去为名节而死，岂不是太晚！古人对于士大夫用刑非常慎重，就是因为这些道理。人没有不贪生怕死的，思念父母，顾念妻儿。也有激于义理的人，不屑于此，但那也是迫不得已。我不幸很早即失去双亲，又没有兄弟姊妹，孤身一人，少卿想我当时会怎样地思念妻子、儿女？勇敢不一定非要为名节去死，怯懦也可以向往道义，何时何地不能激励自己！我虽然怯懦，为活命而苟延残喘，也懂得生命的意义，以至于含垢忍辱在狱中受刑！奴婢侍女尚能够不甘受辱而自杀，我却面对着死亡，竟然这样身不由己！之所以隐忍苟活下来，陷入粪土而不愿意离世，是我心中还有着未了的愿望，耻于一旦死去，所著作的文章不能流传于后世。

自古以来，有多少富贵者声名湮没，人数难以统计，只有那些卓越的人，才会留名于后世。西伯受拘，演绎《周易》；仲尼受困，撰写《春秋》；屈原流放，楚辞《离骚》；左丘失明，著有《国语》；孙子髌刑，整理《兵法》；不韦迁蜀，传世《吕览》；韩非被囚于秦国，才有《说难》、《孤愤》的问世。《诗经》三百篇，大抵是圣贤遭难受困，发愤努力而完成的。这是因为他们心中郁结，壮志难酬，不能够尽抒胸臆，才不得不用笔来表述，辑录下来，昭示于后人。比如左丘明双目失明，孙子被施以刖刑，均已经成为废人，不能再与常人一样，只好退而写书，以抒发愤懑，希望通过文章，阐释自己的志向。我不揣冒昧，也以身残为籍口，收集整理天下的轶闻趣事，考察成败得失的起因，总结国家兴衰的教训，写成一百三十篇文章。希望能够找出天人之间的联系，理清古今演绎的规律，提出独家的看法。初稿还未完成，即遭受李陵之祸，痛惜著作不能写完，因此在身受腐刑时，仍然心存意念，面无愧容。现在全书已经完成，希望能够将其藏之于名山，传之于后人，在通衢大都，人们都能够读到它，以此来弥补我此生所经受的屈辱，即使再忍受千刀万剐，又有何惭愧！然而这只能与智者交谈，又怎能向俗人流露。

我已经遭受这样的酷刑，卑贱之人岂难在社会上重新立足，常受到世俗的诽谤、议论。我以口舌之灾遭此横祸，被乡邻们所耻笑，让先人蒙受羞辱，还有何面目再到父母坟前去祭扫？即使再经历千秋万代，也难以洗刷我经历的屈辱！言及此，我已经是肝肠寸断，痛不欲生。在家中常感觉忽忽若有所失，出门则茫然不知所往。一想到遭受的羞辱，即会汗流浃背，难以名状。我现在身为宦者，如闺阁之臣，难道因为羞辱而躲藏于深山洞穴之中！也只能是随着世俗而沉浮，因循时事而俯仰，以麻痹自己，免得疯狂。而今少卿教我在朝中举荐贤良，这更是显得荒诞不经。即使我有此想法，自我修饰一番，花言巧语，聊解忧愁。也只怕到那时不但无益，还会被世俗所猜疑，最终只能是再取其辱。等到我去世之后，或许能够看到我的功过是非。书不尽意，略陈鄙陋。

司马迁去世后，他的史书开始面世。在宣帝朝，司马迁的外孙平通侯杨恽首先评论司马迁的著作，《史记》遂开始在社会上流传。到了王莽在朝中执政，有人请求朝廷封司马迁的后人，司马迁的后人被封为史通子。

赞辞如下：从上古以来，有了文字即开始有史官职务，由史官记录下史料，载入典籍。到了孔子编撰《春秋》，记述的内容，上至唐尧，下至秦缪公（公元前659－前621年）。唐尧、虞舜之前虽然也有文献记载，但留存下来的极少，有些记载荒诞不经，不能够当作经典，因此说黄帝、颛顼的历史，还不是十分清楚。到了孔子编修鲁国历史，编撰《春秋》，左丘明辑录史实，撰写《左传》，又将不同的史料，编写进《国语》。还有《世本》，辑录了黄帝以来，到春秋时的帝王、公侯、卿大夫，以及帝王世家谱系的传承。春秋之后，七国纷争，秦国最终兼并了天下各诸侯国，又有了《战国策》的问世。汉兴以来，伐秦而后平定天下，又有了《楚汉春秋》。司马迁根据《左氏》、《国语》，还采用了《世本》、《战国策》中的内容，将《楚汉春秋》中所记载的，也详列在书中，一直写到武帝天汉年间（公元前100－前97年）。叙述秦汉的部分，较为详细。摭取典籍，采用民间的传说部分，上古时的传略，写得较为简略，有些部分，还存在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涉猎的史实非常广泛，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年，司马迁可谓是辛勤劳苦，努力耕耘。但对于是非的评论，不如古人，论述大道是先黄老而后六经，叙述游侠则舍弃士人而收录奸雄，谈论货殖时则崇尚财势而羞于贫贱，这是司马迁略显不足的地方。刘向、扬雄博览群书，均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材，赞赏司马迁善于厘清条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俗，文章叙事直观，引用史实，强调实据，不虚美，不隐恶，可谓是实录历史人物。呜呼！以司马迁这样博学多才的士人，还不能凭借着智慧，安身处世，最终遭到迫害，惨遭酷刑，遂发愤著述，《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内心的真实表露。从司马迁的表述中，很像《小雅》中，巷伯在愤懑时，写下来的诗篇。《大雅》中所描述的“既明且哲，善保其身”，只有达人才能做到，实在是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