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在颛顼帝统治时期，颛顼帝任命南正重负责天文，火正黎负责地理。唐尧、虞舜时期，继续重用重氏、黎氏的后裔，让他们负责天文、地理，一直延续至夏代、商代，因此重氏、黎氏的后裔均为掌管天文、地理的官员。到了周代，程国的伯爵休甫是他们的后裔。周宣王（公元前827－前782年）时，他们失去了原来的职务，担负的工作转移至司马氏手中。此后司马氏家族世代掌管着周王室的史册典籍。在周惠王和周襄王时（公元前676－前619年），司马氏来到晋国，再后来，晋国的中军将领随会逃亡至魏国，司马氏也跟随着随会来到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开周王室的都城来到晋国，家族中的人即分散开来，有的人在卫国，有的人在赵国，有的人在秦国。在卫国的，后来做了中山国的丞相。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而闻名，蒯聩即是其后人。在秦国的有司马错，司马错曾经与张仪辩论，认为秦国应该首先征伐蜀国，秦惠王（公元前676－前652年）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而后司马错率领秦军征伐蜀国，蜀国平定后，秦廷将蜀国故地改设为蜀郡，司马错担任蜀郡首任太守。司马错的孙子是司马蕲，在秦将武安君白起手下任职。少梁后来更名为夏阳。司马蕲与武安君在长平坑杀赵军四十万，率领秦军返回后，与白起一起在杜邮被秦王赐死，葬在华池。司马蕲的孙子司马昌，是秦王的铁官。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蒯聩的玄孙司马卬，在秦末投奔农民义军领袖武信君武臣，司马卬率领义军攻占朝歌。秦朝灭亡后，在秦的首都咸阳，义军在分封诸侯王时，项羽封司马卬为殷王。汉军讨伐楚军，司马卬投降汉军，司马卬的殷国故地改设为汉的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毋怿，司马毋怿担任过长安四市的一位市长。司马毋怿生司马喜，司马喜受封为五大夫爵，去世之后，司马喜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在武帝朝担任太史令。

太史令司马谈向唐都学习天文学，向杨何学习《易经》，向黄子学习道家学说。武帝建元、元封年间（公元前140－前105年），司马谈在朝廷担任太史令，司马谈叹息，学者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领会中有歧义，以讹传讹，在谈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学说时，司马谈有自己的看法：

《易经·系辞》中说：“天下学说纷纭，目的终归统一，殊途而同归。”阴阳、儒、墨、名、法、道诸家，它们谈论的要旨，最终归纳起来，仍然是如何治理国家，只是从不同的侧面来论述，有些讲的明白，有些讲的含蓄。我（司马谈）仔细研究了阴阳家学说，阴阳家极力夸大祥瑞、灾异，有很多忌讳，使人做事情拘谨，常有敬畏之感，但在四季运行的阐释上，有其独到之处，不可忽视。儒家学说，论述面广泛，但缺乏要点，费力大而收效少，儒学倡导的义理难以施行，但儒家学说强调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序，这些是不变的道理。墨家倡导节俭，人很难做到，墨家所提倡的，不能照搬照用，但墨家强调务实，提倡节俭，不能忽视。法家严酷，缺少恩德，但是法家提倡君臣上下有别，这是不变的原则。名家过于拘泥于形式，失去对事物的全面认识，但名家强调名与实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值得重视。道家令人精神专一，动静符合自然规律，充分利用物资条件，这是道家学说的特点。道家强调阴阳，博采儒家、墨家学说的长处，吸取名家、法家的优点，与时俱变，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立足于世俗，开展活动包罗万象，要点简约，易于操作，费力少而收效多。儒家的作法则不然，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唱臣和，主先臣后。如此一来，君主劳顿而臣下安逸。道的精神，是去除刚毅，制止贪欲，舍弃聪明，以这些来实施道术。儒家学说，则过度耗费精力，会使得身体劳累，过于疲惫不堪；身体过度劳累、精神倦怠，而想长生，与天地长寿，没有听说过。

阴阳学说，在谈到四季更替、八卦方位、十二度星位、二十四节气时，强调各有其法则，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其实也未必，因此说阴阳家学说“使人拘谨，令人生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重视天道运行的规律，应该加以肯定，不遵循天道运行的规律，还有什么法则可以遵循，因此说：“四季的变化不能改变，这是自然法则。”

儒家学说，以《诗经》、《尚书》、《易经》、《礼经》、《乐经》、《春秋》六艺为标准，六艺的学说典籍成千上万，几代人也难以全部看得懂，一个人穷其毕生精力，难以通晓礼仪的精髓，因此说“儒家学说驳杂，缺少要领，费力大而收效少”。但是儒家学说强调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序，这是其它各家学说无法否定的。

墨家也崇尚尧舜，称颂尧舜的圣德，墨家说：“堂高三尺，土阶三层，茅屋不翦，椽檩不斫；土碗吃饭，瓦盆饮水，糙米充饥，藜藿为羹；夏穿葛衣，冬披鹿裘。”人死送葬，桐木为棺，厚仅三寸，举乐致哀，悲伤有度。率先垂范，教导人民，举行殡葬仪式，尧、舜可谓是万民表率。天下均按照这样去做，即没有了尊卑区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也会有所变化，因此说“勤俭难以持久”。但墨家强调务实，节省用度，也阐明了勤俭持家，节省开支，才能富家的道理。这是墨家的长处，其它诸家学说无法否定这一点。

法家六亲不认，无论贵贱，一切以法的标准来衡量，使得亲人之间、尊卑之间的恩义荡然无存，可以在非常时期使用，但不能长久应用，因此说法家“严而少恩”。如果强调要尊主卑臣，分清职责，不能僭越权位，那么其它诸家学说，也无法否认法家的合理成分。

名家过于烦琐，对于细节强调过分，结果让人难以抓住名家的要旨，只是专注于名词的概念解释，失去对事物本质的理解，所以说名家“让人受到约束，失去对事物的认识”。对于事物要求名实相符，对比细节要求严谨细致，认真考证，这一点是名家的长处。

道家提倡无为，但又说无不为，提出的主张容易实施，表述的含义却难以领会。其核心思想是以虚无为根本，还强调顺应自然。没有不变的势，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形，用来解释世间万物的变化。不在乎事物的先后，因此能够把握住事物变化的主动。所谓法则，要看具体时间，具体情况；所谓尺度标准，要根据事物的变化与发展。因此说“圣人不投机取巧，重要的是要顺应时事变化。”以虚守道是道家的常理，以因果关系，发展辨正来看待问题，是道家的原则。群臣一起上朝，让他们各自阐述思想。名实相符的为正，名实不符的为空。不听空话，就不会产生奸邪，贤与不肖自然能分辩出来，黑与白，一清二楚。君主对待问题，能够做到这些，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既合乎大道，又解释混沌。天下光明，返朴归真。人活着要靠着一股精神，形体仅仅是存在的形式。精神耗尽则会枯竭，形体过度劳累即会疲惫，形神分离就是死亡。死者不可以复生，分离将难以复合，圣人对于这一点很重视。由此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体只是外在形式。不先确定形、神之间的关系，而说“我可以治理天下”，根据在那里？

太史公的工作只是负责天文，不治理百姓。太史公有一位儿子，名字叫做司马迁。

司马迁在龙门（今陕西韩城市）出生，曾经在黄河以西、龙门山以南读书耕田。从十几岁起，即开始诵读古文。二十几岁时，开始南游长江、淮河流域，登临会稽山，探访大禹穴，遍游九疑山，在沅江、湘水间游览。司马迁向北抵达汶河、泗水地区，在齐鲁大地上受业、游学，详细考察了解孔子儒学的遗风，在邹县、峄山学习射礼；司马迁曾经在蕃县、薛县、彭城受困，而后从梁国、楚国返回。在朝中担任侍郎，奉皇帝诏命，司马迁向西出使巴郡，向南出使蜀郡，考察邛地、筰地、昆明，返回后向武帝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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