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少府五鹿充宗在朝中受到重用，五鹿充宗精通《梁丘易》。从宣帝朝开始，朝廷重视梁丘氏对《易经》的解释，元帝也喜欢《易经》，想考查《易经》的不同解释，诏令五鹿充宗与《易经》的其它门派辩论。五鹿充宗在朝中享有显赫地位，还有着出众的口才，其他儒生不敢与五鹿充宗抗衡，于是称病，没有人愿意与五鹿充宗当堂辩论。有人就推荐了朱云，元帝召朱云来朝中相见，朱云摄衣登上朝堂，昂首挺胸，抱拳行礼，声若洪钟，震动朝堂，辩论开始后，一连串的问题，将五鹿充宗驳斥得哑口无言，众儒生看着辩论场面，纷纷说：“五鹿有角，朱云折之。”于是元帝任命朱云为博士。

再后来，朱云担任杜陵（宣帝的陵寝）县令，因为放纵逃犯而获罪，碰到朝廷大赦，加上本人清廉，又转任为槐里县令。当时中书令石显在内朝掌握中枢，与五鹿充宗结党营私，朝中大臣们都害怕他们。只有御史中丞陈咸，因为年轻，敢于抵制，不阿谀逢承，陈咸与朱云的关系很好，朱云几次上疏，说丞相韦玄成明哲保身，在朝中不能主持正义，陈咸则多次抨击石显。时间久了，有关官员在考察朱云时，怀疑朱云暗中唆使差吏杀人。在群臣朝会时，元帝向丞相询问朱云的政绩。丞相韦玄成说，朱云此人暴虐无状。当时陈咸在跟前，听到这些对话，就告诉了朱云。朱云马上上书，为自己辩解，陈咸为朱云的上书提出建议，让他在上书中写上：请求将此案交予御史中丞来审理。案件最终交予丞相审理，丞相府的官吏调查此案，将朱云定为滥杀无辜罪。朱云逃进长安；再次与陈咸商议，丞相将这些事情一并归案处理，上奏元帝：“陈咸身为宫廷宿卫，执法大臣，却利用接触皇上的机会，泄漏宫中谈话，私下里告诉朱云，还为朱云起草奏章，想把这件案件揽下来，由自己亲自审理，明知朱云为亡命罪人，还私下里与朱云勾结，致使官吏无法将朱云捉拿归案。”朝廷于是逮捕陈咸、朱云，投入大牢，最终减免死罪，罚为城旦刑。陈咸、朱云被罢官，遭到禁锢，一直到元帝去世。

到了成帝朝，丞相原安昌侯张禹以成帝老师身份，享受特进待遇，在朝中受到尊重。朱云上书求见皇帝，当时公卿大臣们都在朝堂上，朱云说：“现在的朝廷大臣，上不能辅佐皇帝，下无益于黎民百姓，全是一些尸位素餐的官僚，是孔子所说的‘鄙夫不可与之事君。’‘患得患失，无所作为’的庸人。臣愿意陛下赐臣一把尚方宝剑，斩一名佞臣的头，来激励群臣。”成帝问：“你说的佞臣是谁？”朱云回答：“安昌侯张禹。”成帝闻言大怒，说：“小臣居下，竟敢诽谤朝中的大臣，竟敢当廷辱骂朕的老师，死罪不赦。”御史中丞将朱云拖了下去，朱云用双手紧抓住殿中的阑干，阑干竟然被拉断。朱云大呼：“臣能够与关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就是不知道圣朝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御史中丞拖着朱云离开朝堂。左将军辛庆忌摘下帽子，解下印绶，伏在大殿地上，叩头说：“此臣一向狂傲不羁，举世有名。如果朱云讲的话是对的，就不能杀他；如果朱云讲的话不对，也不能杀，朝廷要有容人的肚量。臣愿意以性命为朱云讲话。”辛庆忌在地上叩头，直到额头上流出血来。成帝这才消了气，免去朱云的死罪。等到工匠后来要修理阑干时，成帝说：“不要调换阑干！补一下就行了，以此来鼓励直臣。”

朱云从此后不再做官，在鄠县定居，种田，有时候，朱云坐着牛车出行，后面跟着学生，所经过的地方，受到大家敬仰。薛宣担任丞相后，朱云前去拜见。薛宣以宾主礼相见，留朱云在家中歇宿，顺便对朱云讲：“在乡间没有什么事情，就到我的东阁里来，在这里，还可以见一下天下的奇士。”朱云说：“小生以为我还愿意做官吗？”薛宣一听，就不再往下说了。

朱云教学授徒，要先挑选学生，确定了才能成为弟子。九江郡人严望以及严望哥哥的儿子严元（字仲），均为朱云的得意弟子，能够继续传承朱云的学说，后来成为博士。严望后来官至泰山郡太守。

朱云享年七十几岁，在家中去世。有病时，朱云不肯看病吃药，遗言以身上穿着的衣服装殓，棺材只要能包裹住身体就行，封土只要能够盖住棺椁就行，结果修筑好的坟墓只有一丈五尺长，朱云葬在平陵（昭帝的陵寝）县的东城门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郡寿春县人。梅福少年时在长安求学，研读《尚书》、《谷梁春秋》，曾经担任过郡中文学，后来又补官担任南昌县尉。再后来，梅福辞去官职，回到家乡寿春县，多次通过县、道上书朝廷，谈论非常之事，梅福还曾经请求趁着驿站的传车，到皇帝行宫，向皇上条陈朝中政事，回答皇上策问，但是并没有受到重视。

在当时，成帝委任大将军王凤处理朝中政事，王凤在朝中专权，擅自处理朝政，而京兆尹王章禀性忠诚、耿直，讥刺王凤，被王凤杀害。王氏家族在朝中专权擅政，渐成威势，而当时灾异又不断显现，朝中大臣们多数不敢讲话。梅福上书，说：

臣听说在殷商时，箕子佯装疯狂，却为周武王讲述《洪范》；叔孙通逃离秦廷，最终成为汉朝名臣，为汉家制定礼仪制度。这不能解释为叔孙先生对秦不忠，也不能说箕子疏远家族，背叛亲人，他们当初确实是无法进言。想当年高祖纳善言唯恐不及，听劝谏如同转身，听到好的建议，不管提建议人的出身高低，一定会论功行赏，不避厚薄亲疏。陈平归汉之前，曾经亡命于楚国，最终成为汉的谋臣，韩信建功之前，出身于行伍，继而被高祖筑坛拜将。因此天下的良臣勇士，纷纷聚集在高祖身边，各逞其才能，智者尽其虑，愚者竭其忠，勇者奋其威，怯者忘其死。高祖汇聚天下智慧，率领天下勇士，最终推翻秦朝，其势如同吹动鸿毛，继而战胜楚军，其威如同探囊取物，高祖之所以能够无敌于天下，就在于高祖能够采纳谏言，重用人才。孝文帝继位之前，曾经是代王，手下没有周公、召公那样的贤臣，伊尹、吕尚那样的辅佐，但文帝遵照高祖定下来的法规、制度，恭身节俭。在当时，海内祥和，天下安宁。由此来看，遵循高祖的成法，即可以实现大治，不遵循高祖的成法，天下即会大乱。这是为什么？秦朝无道，背弃儒家的仁政，偏离周公的礼仪，废弃井田制度，取消五等封爵，礼崩乐坏，王道不行，还想要达到王道治理的效果，怎么可能会成功。孝武帝鼓励忠臣讲话，喜欢听到大臣们的肺腑谏言，封赏爵位，不看原来是否孝廉、茂才，赏赐功臣，也不一定非要功勋卓著，因此就连天下的布衣，也是人人竭尽忠诚，希望能够展示才能，贡献于朝廷，在当时，涌现出来的人才难以胜计。汉朝得以贤才辈出，武帝朝最为显著。这是因为武帝愿意倾听谏言，国家才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在武帝朝，由于连年征战，暴尸旷野，尽管在征伐匈奴、南越的战争中，武帝取得了成就，淮南王刘安却乘机谋反。刘安由于计划不周，要采取的计划泄漏，也因为朝中聚集着很多贤臣，以至于淮南王刘安的臣下看到大势所趋，不敢继续追随刘安造反。当今天下，布衣百姓还是会有人窥伺时机，一旦看出国家显露危机，就会出来闹事，蜀郡就是一个例子。还有山阳县的亡命之徒苏令等人，他们横行于大郡名都，呼朋唤友，号召追随者，还没有隐身脱逃的意思。这些人都是蟊贼，不必担心，国家出现危机，只是匹夫图谋不轨而已。

士人，是国家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诗经》中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庙堂上的议论，不是草房中发出的声音可以比拟。臣担心身死荒野，横尸沙场，因此才多次上书求见，但一直没有得到机会。臣听说在春秋齐桓公时，有人向齐桓公献上九九算法表，桓公不认为这是小事而加以拒绝，为的是鼓励忠臣，畅所欲言，贡献更大的意见。今天臣谈到的，还不是九九算法这样的小事，陛下却再三地拒绝臣，这就是天下士人所以不愿意讲话的原因。在古时，秦武王喜欢武力，任鄙叩响函谷关，前来自我推荐；秦缪公推行霸道，由余前来献策，为国君奉献忠诚。陛下而今希望招揽天下士人，民众有上书求见的，只是让尚书接见，问他们有什么想法，提出谏言有可取之处，也只是给予一个升斗俸禄的职位，赏赐不过一束丝帛。如此对待士人，天下士人仍然愿意发愤懑，吐忠言，献出良谋嘉策，为朝廷贡献力量，他们是希望看到天下大治，国家安宁，事业辉煌，所有这些，都是有目共睹。以四海之广，百姓之多，能够建言献策的人，一定会有很多。然而俊杰士人，能够指出事情要害，写成文章，引用先圣的遗训，可以为当今所用的人才，毕竟还是不多。因此可以授予爵禄，赏赐丝帛的，就应该看作是国家柱石，高祖就是以这样的态度选择人才，以至于最终获取天下，此后又通过人才安定天下。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秦政府当年不是这样做，他们对于提谏言的人，张开诽谤之网，结果被汉朝推翻，这就如同是倒持着泰阿宝剑，将剑柄授于楚人。因此说，只要不是将剑柄授予他人，国家即使遭遇危难，也没有人敢向汉的剑锋挑战，这也是孝武帝能够开拓疆土，建功立业，成为世宗，受世人所敬仰的原因。而今不遵循霸王之道，却希望以三代的选举法，选取士人，这就如同是拿着相马图，要像伯乐一样在市场上寻找千里马，怎么可能得到，结果可以相见。高祖当年不顾陈平身上有缺点，而重用陈平的长处，晋文公因为重用贤者，迫使周天子在河阳狩猎，齐桓公敢于重用伤害过自己的管仲，最终成就霸业。只要贤者对霸业有利，不管他们原来出身如何，这是帝王能够称霸的原因。单色调谓之醇，黑白混杂谓之驳。想要以治理太平的方法处理像暴秦那样的乱世，这就如同是以乡间的饮酒礼，去处理军队、商战中的复杂问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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