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提出谏言：“臣听说，在周王室衰微时，四夷交相侵略中国，猃狁为最强大的夷狄，而今的匈奴就是当年的猃狁。到了周宣王时期，开始征伐猃狁，诗人为此做诗赞颂：‘征伐猃狁，抵达太原。’又说：‘战车滚滚，雷霆震震，将军方叔，征伐猃狁，荆蛮来降。’因此周宣王成为中兴之主。到了周幽王，犬戎入侵，杀害了周幽王，抢走宗庙中的祭器。从此以后，南夷和北夷交相侵略中国，中国不断地受到蛮夷的欺凌。《春秋》中记载，齐桓公南伐荆蛮，北伐山戎，孔子说：‘若不是管仲，我们这些人就要披发，穿上左衽的衣裳。’因此而原谅了齐桓公的过错，肯定齐桓公做出的贡献，把齐桓公作为五霸的首霸。汉朝建国以后，冒顿单于强大，打败东胡，擒获月氏王，兼并他们的土地，兵强地广，成为中国的心腹大患。南越国的尉佗总领百粤，自称为帝王。中国国内虽然当时安定，可是外患却一直压迫着中国，没有一年的安宁。一方有难，八方告急，天下均要受到惊扰，深受其害。孝文帝以厚礼馈赠，与匈奴结成和亲，可是匈奴仍然经常来犯。更有甚者，匈奴军臣单于出动铁骑十几万，逼近京师及北部要塞，朝廷每年不得不征调军队备战，匈奴为患已久，也不是一朝一夕才形成这样的危害。诸侯王、郡太守勾结匈奴和百粤谋逆的，也不止一人。匈奴在边郡杀害的郡太守、都尉，劫掠的人民，难以计数。孝武帝痛感，中国被匈奴袭扰的疲惫不堪，得不到一刻的安宁，于是派遣大将军、骠骑将军、伏波将军、楼船将军，率领汉军，南灭百粤，在当地新设置七个郡；北扫匈奴，逼迫昆邪王十万之众归降，在北部边郡新设置五个属国，建立朔方郡，占领匈奴放牧的富饶之地；向东征讨朝鲜，设置玄菟郡、乐浪郡，以此来斩断匈奴的左臂；向西域征伐大宛国，兼并三十六国，与乌孙国结成联盟，设置敦煌郡、酒泉郡、张掖郡，隔绝婼羌与匈奴的联络，以此来斩断匈奴的右臂。终于使得伊稚斜单于陷入孤立，远遁沙漠以北。边郡从此无事，武帝开拓疆土，先后新设置十几个郡。功业奠定以后，才封了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安定天下，让百姓富裕，武帝的雄才大略，昭显后世。武帝又招集了天下贤才、俊士，与朝廷同心协力，修订制度，改变正朔，改换服色，建立天地祠庙，修订封禅制度，改易官员名称，封赏周代后裔，确立诸侯国中的制度，使得诸侯王不敢有叛逆之心，后世帝王至今，仍然在享受着武帝奠定的基业。呼韩邪单于称臣，为汉朝守护着边境，百蛮臣服归顺，奠定了万世宏业，宣帝中兴建立的丰功伟绩，也难以超越。高皇帝建立汉朝，应该为太祖；孝文帝圣德纯厚，应该为太宗，孝武帝功勋卓著，应该为世宗，这是宣帝亲自昭示的德音。《礼记·王制》和《春秋穀梁传》中记载，天子有七庙，诸侯有五庙，大夫有三庙，士人有二庙。天子驾崩七日后殡殓，七个月后安葬；诸侯去世五日后殡殓，五个月后安葬，以此来昭示丧事中的尊卑次序，与祭庙的数字相呼应。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天子有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祭庙，共有七座祭庙；诸侯有二昭二穆，加上太祖的祭庙，共有五座祭庙。’在世君王仁德纯厚者，其声名流传于后世，仁德薄者，其污名为后世人所议论。《春秋左传》中讲：‘地位名称不同，礼制规定应该有所区别。’从上往下，每级减少两位数字，这是礼制的规定。七的数字，是礼制的正数，作为普遍认同的常数。宗不在这个数字中。宗的意思，就是变数，后世有功德的，以宗来表示，不能预设数字。在殷代，太甲为太宗，大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周公在《尚书·毋逸》中告诫，以殷代的三位宗，劝诫成王。举出这个例子，是要用来证明，宗是没有具体数字的，可以用来劝谏帝王，只要建立了功德，就可以被后世立为宗。就是有七庙这个数字，孝武帝的祭庙，也不应该拆毁，以世宗称谓武帝，是表明武帝在世时的功勋卓著。《礼记》中，在祭祀典章这一章中说：‘圣王制定祭祀制度，为民众建立功勋的，就应该受到祭祀，以劳苦服务国家的，就应该受到祭祀，能够从危亡中挽救国家的，就应该受到祭祀。’以此来评价孝武帝，即有劳苦之功，也有建立功德之功。对于异姓，有这些功劳，还要祭祀，更何况是皇帝的先祖？有人说，找不到天子有五座祭庙的文献，以殷代的中宗、高宗为例子，以宗来肯定他们的功绩，但是祭庙要拆毁时，还是要拆。一边肯定功绩，一边却要拆毁祭庙，这种做法其实于名实不符，不符合颂扬功绩，尊崇道义的意愿。《诗经》中也讲：‘甘棠茂盛，勿翦勿伐，召伯歇息。’这是思念先贤，连先贤休息时曾经驻留过的大树也要保留，更何况，尊崇一个人的功绩，却要拆毁他的祭庙？迭毁之礼是存在，但也有一定的规制，生前没有建立过功德的先帝，以亲疏关系，确定是否保留祭庙。至于祖、宗的排序，多少为准，上古传下来的典籍中，并无明文记载，至于如何排定尊位，不能以难以考订的文献来妄加评议。孝宣帝已经通过朝中的公卿们评议，参考了很多儒生们的建议，以世宗为武帝设立祭庙，永远保留，传之于后世，昭告天下。臣愚以为孝武帝生前有这样的功绩，孝宣帝又给予过肯定，不应该拆毁祭庙。”成帝看了他们的奏议，表示认同。制诏书说：“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的奏议可以采纳。”

刘歆又认为：“礼制中规定，对待祭祀要有所区别，《春秋外传》中讲：‘每日祭，每月祀，四季享，每岁贡，一直到君王去世。’祖父为日祭，曾高祖为月祀，远祖则为四季享，在祭坛设祭的地方，每年摆放一次贡品，君王去世时还要举行大禘祭。君王在世时，功德宏大，祭祀的场面也宏大，亲属关系要分出远近，祭祀的程度随着关系疏远递减；较远的亲属，仅表示尊敬，禘祭是隆重的大祭。后世的君王在先祖的神位前排列，确定昭穆次序，孙子辈与祖父辈相互排出昭穆，在迁进祖庙时，再按照次序排列。圣人对于祖先，从感情出发，把礼仪考虑得很周到，因此不拆毁祭庙。自从贡禹提出谏言，制定了迭毁制度，惠帝、景帝和太上皇的陵寝庙园，都先后遭到毁弃，成为废墟，这就失去了礼制的本意。”

到了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大司马王莽上奏：“宣帝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丞相蔡义等人奏议，谥孝宣帝父亲的陵寝园为悼园，设置三百户人家，守护墓园，到了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丞相魏相等人又奏议，父亲为士人，儿子为天子，应该以天子的礼仪祭祀父亲，悼园的名称应该更改尊号为‘皇考’，设立祭庙，增加守护陵寝庙园的人家，达到一千六百户，将陵寝的所在地改设为县。臣愚以为，本来就不应该设立皇考祭庙，再让后代来祭祀，就更不应该。还有孝文太后的南陵（文帝母亲的陵寝地），孝昭太后的云陵（昭帝母亲的陵寝地），此前因为迭毁制度，不再修复，陵寝所在地的名称没有更改。臣与大司徒晏等一百四十七人，经过认真讨论后，都认为孝宣帝以昭帝哥哥孙子的身份，作为孝昭帝的后嗣继承皇位，接续皇统。在元帝朝，孝景帝和皇考的祭庙，因为有亲人在世，没有拆毁。这样宣帝按照皇统和生父，就有了两个父亲，违背礼制。按照蔡义的提议，父亲去世的谥号为‘悼’，设置祭祀寝庙的户邑，符合经书记载的礼仪。魏相奏议，将悼园更改为‘皇考’，还要设立祭庙，增加百姓，将所在地更改为县，违背皇统，与礼制不符。父亲是士人，儿子为天子，以天子的礼仪进行祭祀的，有虞舜、夏禹、殷汤、周文王、汉朝的高祖，他们受命于天，成为帝王，而不是继承祖业，登上皇位。臣奏请皇帝，皇考庙以及奉明县的陵园应该废弃，不再修复，废置南陵、云陵两个陵寝县（注：平帝元始四年，云陵县并入云阳县）。”奏议得到批准。

司徒掾班彪说：汉朝继承亡秦，很多古代典籍没有保存下来，为祖宗祭庙制定的制度，只好因时制宜，不断地修改。从元帝、成帝以后，学者中的观点越来越多，贡禹主张拆毁祭庙，匡衡主张改变祭祀，何武谏言设置三公，再后来又出现了反复，制度紊乱，难以确定。为什么会这样？上古时的文献缺失，古今制度各异，只能够因时制宜，难以固守住一个制度。考查诸位儒生的观点，刘歆的知识渊博，立论最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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