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古时，圣王制定制度，从天子、公侯、卿大夫、士人直到皂隶、门卫、更夫，他们在爵禄、奉养、宫室、车马、服饰、棺椁、祭祀、生死等方面，所享用的物品，均有着等级制度规定，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因此，上下有别而民心相安。而后君王按照土地、山川、湖沼、丘陵、肥沃的平原或者盐泽碱地，根据不同情况，制导百姓种田、植树，畜牧或者养殖。在当时，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民充分利用鱼、鳖、鸟、兽、山嵖，以及灌木、树林、竹林之类的出产，用于制造各种器械用具，所有这些，均为满足人们养生、送终的需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源源不断。对待自然的馈赠，人们按照时令，繁育动物，培植植物，按照用途，合理使用，使用有节。在一年中，草木停止生长之前，斧子和刀锯不能进入山林砍伐；野兽、鱼类繁育的季节，山林湖沼不能布撒罗网；鹰隼没有获得足够的食物，小路上不能设置捕鸟的矰弋。按照时令变化，顺应季节需要，获取猎物，砍伐树木，国家制定法令，严禁滥捕滥伐。人们不能在生长的季节砍伐山林，不能在鱼虾繁育的时节过度捕捞，一切生物均有其生长繁育的规律，这样做，既顺应了自然界繁殖生长的需要，也使得人们能够获取足够的物资财富，有了物资的积累，人们的需求获得充分满足，常用常新。而后从事各业的民众，根据生产、生活需求，因时制宜，各取所需，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夙兴夜寐，巧妙地制造出各种器具，各项事业均得到发展，人们还可以相互间互通有无，通过商品交换、流通，通过贸易，获得利润，既满足了百姓的需求，也不需要政府干预，远近交易的物品，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易经》中讲：“君通过交换，对天地施予的财富，进行合理分配，以满足民众的需要。”“各种物资完备，物以致用，物以制器，为天下人谋取利益，这正是圣人所提倡的。”讲的就是这些道理。《管子》中说，上古时的四民（士农工商），不住在一起。士在读书的地方，相互间切磋仁的意义，工在制作的坊间，相互间探讨技艺，商在市场中买卖的场所，争论利润的盈余，农在田野间，考虑稼穑的收获，人们朝夕间从事着不同事业，不会见异思迁，也不会转移生活目标。父兄之间，不需要通过教育，自然而然地即能学会本业，兄弟之间，不需要通过费力地学习，自然而然地即能获取知识，人们安居乐业，甘其食，美其服，即使眼前有着繁华绮丽的事务，如果不是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就像戎狄骑马，吴越驾船一样，也不会见异思迁，相互间羡慕。因此人们在当时考虑问题简单，欲望单纯，谋求有节，自己得到的财物，认为已经可以满足需要，就不会再去做无谓的竞争。身居高位的君王，以德来引导民众，以礼来教化民众，民众懂得耻辱，行为有着规范约束，重视义而鄙视利。这是三代为什么可以用礼仪来教化百姓，不必采用刑罚，也能够获得天下大治的原因。

周王室衰落之后，礼法遭到破坏，诸侯国间竞相奢侈，诸侯国的国君将宫室修建得富丽堂皇，雕梁画栋，诸侯国中的大夫，修建的居室也在僭越礼制，百般装饰，士大夫的家中，可以欣赏到八佾舞，士大夫的堂前，可以欣赏到天子才能享用的《雍》歌，上下等级混乱，造成士人百姓中僭越制度的现象，层出不穷，各行各业均出现舍弃本业的行为，世代从事稼穑的农民，抛弃耕种的土地，进入商旅队伍，经商的人日益增多，粮食不足，流通的货物反而多起来了。

这种礼制衰落的迹象持续至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周王室更是礼崩乐坏，上下欺瞒，各个诸侯国间肆意妄为，自行其是，家臣士大夫专权篡位，各种欲望欲罢不能，僭越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通过商业交易，可以得到此前难以想象的东西，工匠们制造出各种繁华的奢侈物品，士人们钻营歪门邪道，以追逐时尚为荣，以谋取奢侈为务，商人们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百姓间相互羡慕虚荣，巧诈奸伪的人背弃道义，搏取名利，奸诈的人为了谋取利益，不择手段，篡权弑君的大夫，做了诸侯国的国君，谋取他人财物，积累财富的恶人，反而成了世间的英雄。礼义已经不再能约束君子，刑罚已经不足以威慑小人。富人可以用丝绸文锦装饰房屋，犬马可以食用肉粟，贫者身上的短衣盖不住肌肤，饿了只能吃糠咽菜，吃豆子，饮生水。登记在户籍上的百姓，因为家产不同，地位有别，即使做了他人的奴仆，脸上也不会再有怨恨的神情。那些玩弄权术，为非作歹的人，可以为所欲为，一辈子享受着荣华富贵；而固守正义，安分守己的人，却不得不忍饥挨饿，受寒受苦。社会风气自上而下，没有法规制度加以约束。记述这些事情发生的经过，以警示后来者，所有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在春秋时，越王勾践困守在会稽山上，采用范蠡、计然的计谋。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要整修武备，知道在什么时间，需要使用什么东西，就知道了东西的价值，将需求二者关系搞清楚了，对于货物的行情，就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在天旱时，准备舟楫。在水涝时，购买车辆。事先储备好物资，就能够在随后需要时获取厚利。”依此类推，事先做足准备，十年后即可以富国强兵。再以厚利激励将士，让勇敢的战士们，向强吴复仇，就能够洗刷掉会稽山上战败的耻辱。范蠡事后感叹道：“计然的计划，十个中只用了五个，越王就完成了向吴国复仇的愿望。计然的计划可以用来富国，我也可以用来富家。”于是范蠡驾起扁舟，浪迹江湖，改换姓名，此后定居在齐国，更名为鸱夷子皮，继而又来到陶邑，更名为朱公。范蠡认为，陶邑是天下的交通中心，此处建有四通八达的道路，通向各诸侯国，在此地进行货物交易，可以获取丰厚的利润，于是就留了下来。范蠡治理产业，按照货物丰歉、囤积居奇随机抛售，不与他人争利，将获利的时机把握得非常准确。范蠡挑选合适人选帮助自己理财，十九年间三次将财产积累至千金，而后又将财产分送予穷苦朋友和族中兄弟。再后来范蠡身体衰老，听任子孙们经营产业，将财产放债生息，又积累下亿万金钱。世人把善于致富的人称为陶朱公。

子贡（子赣）在孔子那里完成学业，回到故乡卫国做官，在曹国、鲁国间经商贸易，获取厚利。孔子的七十个高徒中，子贡（姓端木，名赐）最为富有，孔子的另一个学生颜渊，穷的只能靠一箪食、一瓢饮维持生活，住在陋巷中。子贡出门，坐着驷马车，随从车骑前呼后拥，带着丝绸锦缎钱币出使诸侯国，所到之处，国君无不热情地接待，以国宾礼招待子贡。可是孔子认为颜渊是贤者，鄙视子贡身上的铜臭气，孔子说：“颜回的学问接近圣人，但是穷困不堪。子贡不安分守己，靠着囤积居奇，谋取厚利，却每次行情都算得很准。”

白圭，东周人。在魏文侯当政时，李悝担任丞相，主张充分地挖掘地力，白圭能够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在困境中，节衣缩食，限制嗜欲，减省衣裳，与佣人僮仆同甘共苦，一旦时机成熟，白圭犹如苍鹰猛兽，蓄势待发。因此白圭说：“我经营像伊尹、吕尚执政，发力像孙吴用兵，决策像商秧变法。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勇猛不能坚决果断，仁爱不能决定取舍，强悍不能攻守兼备，即使想要向我学习，我也不会教他。”因此天下人谈到会经营，也以白圭为宗师。

猗顿靠着经营池盐起家，邯郸人郭纵靠着冶铸积累产业，他们的财富，可以与帝王相埒。

乌氏县人赢经营畜牧业，等到牲畜繁育多了，即开始买卖，换取丝绸锦缎，再将这些丝绸锦缎贡献给夷狄首领。夷狄首领以丝绸锦缎的十倍价格，用牲畜来回报赢，赢的牲畜多得难以计数。秦始皇下诏封乌氏县人赢为君，在当时，赢可以与朝中的其他大臣们一样入宫朝请。

巴郡寡妇清，在当初，清的祖先探得一个朱砂矿穴，清的祖上独自经营朱砂，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获利丰厚，家中财产难以计数。到了寡妇清这一代，继续守住产业，花钱保护利益，外人不敢侵犯。秦始皇封寡妇清为贞妇，对寡妇清以贵宾礼相待，还特地为清建造一座怀清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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