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亲眼目睹了汉代四朝皇帝对付匈奴的方法，就想从古人那里寻求经验，修改与匈奴人的约定。董仲舒认为：“义只能对君子发挥作用，利只能引诱贪婪的人，像匈奴这样的民族，仅靠仁义，很难让他们归顺，只能以厚利来取悦他们，而后与他们一起对天盟誓。因此应该用厚利改变他们的行为，与他们一起对天盟誓，坚定盟约的效果。还要将他们的爱子留在长安，作为人质，让他们有所顾忌。匈奴如果还要侵害汉朝，就要想一下失去汉朝的厚礼、违背上天意愿的后果，还有留在汉人手中的人质。尽管这样做，汉朝要征收很多的赋税，但是比起三军征战讨伐匈奴支付的庞大费用，还是少了很多。汉朝修建的坚固城堡，比不上与匈奴对天盟誓的效果。如此以来，边境守城的父老兄弟即可以放松一下绷紧的神经。幼小的孩子也可以茁壮地成长。戎狄的骑兵，停止了在长城下徘徊骚扰；报警的羽檄，不再在驰道上飞驰传信。这样做，岂不是对天下人都有好处！”董仲舒的理论，可谓是考虑了很多方面，他的措施却未必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不过他的谏言，对后世还是有着启示作用。在武帝朝，虽然汉军的出征大有斩获，为此而牺牲的汉军人数也大致相当；虽然开辟了黄河以南大片土地，设置了朔方郡，也同时放弃了造阳以北大约九百里的土地。每当有匈奴来使投降汉朝，单于同样会扣留相同数量的汉使加以报复。匈奴人的桀骜不驯就是这样，怎么能把爱子送往汉朝当作人质？这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并不适应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假若不留下匈奴的人质，只是送去汉室女儿和亲，还会重蹈文帝朝多次受辱的覆辙，助长了匈奴反复无常的凶焰。边郡不挑选能征善战的守边将军，整修亭障烽火燧台这些必备的塞上用具，准备好强弓劲弩这些攻防的器械，时刻枕戈待旦以防备匈奴入侵，仅倚靠增加百姓的赋税送予匈奴无尽的财物，因为此而不断地盘剥百姓奉献于寇仇，轻信虚妄的承诺，遵守所谓的盟约，想要胡马不南下窥伺边境，岂不是也太天真了些！

到了宣帝朝，继承武帝的武功，奋力抗击匈奴，恰逢匈奴百年厄运，由于内部动乱，几乎遭遇灭顶之灾。乘此机会，朝廷改变了策略，恩威并施，以汉朝的军威、恩德，迫使匈奴呼韩邪单于稽首称臣，将儿子送往长安，作为人质侍奉皇帝，三代匈奴单于作为汉的藩臣，来往于汉廷朝见天子。在当时，边郡城市安宁，牛马漫山遍野，三代人没有听到过报警的犬吠声，黎民百姓不知干戈为何物。

又经过六十年时间，王莽篡汉，中国与匈奴之间再次发生矛盾，单于因此而生出怨恨，遂断绝了与汉朝的睦邻关系，王莽为此杀害了匈奴留在朝廷的人质，边境之祸从此开始。呼韩邪单于当初来到长安，与汉朝缔结盟约，朝廷讨论接待的礼仪，萧望之说：“戎狄在古时候就是荒服，意思是他们服荒，飘忽无常，时来时去，应当以客礼来对待他们，以礼相待，不以臣子的礼仪来要求他们。假若他们的后代逃窜，中国也不应该把他们当作叛臣来看待。”到了元帝朝，讨论撤除边塞的守备和防务，侯应认为这样做不妥，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均信奉盛不忘衰，安必思危，这才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考虑。乌累单于抛弃做人质的爱子，为了取得利益可以不顾及一切，对中国边郡的侵犯，每年可以获取巨额的利益。为了获利而和亲，却只能得到千金，既然能获取更多的利益，乌累单于怎么会不抛弃爱子，而谋求获取更多的利益？董仲舒当年讲的话，从这一点来看，就有漏洞。

考虑事情，提出建议，不从长远的效果出发，而仅仅从一时的利害来考虑，不可能长久。从征战的结果来看，从秦汉的行事来看，严尤的建议很有道理。上古时先王的封土立国，中原作为京畿，全国分为九州，分划出五服，定出上贡的要求，内外有别，有的适用于刑罚，有的适用于教化，以德治理，这些均由远近地域的差异来决定。《春秋》中的记载，同样强调国内为诸夏民族，域外为夷狄。夷狄贪婪，见利忘义，披散头发，衣服左衽，人面兽心，与中国的制度服饰，完全不同，习俗迥异，言语不通，饮食不同。居住在偏远的北陲，寒冷的荒蛮之地，逐水草而游牧牲畜，以射猎捕获禽兽，食兽肉，寝兽皮，与中国人之间，有着高山深谷阻隔，中间还有着沙漠隔绝，这是天地间的安排，以此来割断华夏与蛮夷。所以圣王将他们当作禽兽来看待，不与他们缔结盟约，也不去征伐他们；订立盟约，花费巨大，效果仍然不佳，征伐劳师动众，寇盗更加猖獗。他们的土地不能耕种，用来收获粮食；他们的民众不能教化，像中国一样成为懂得礼仪的百姓。针对夷狄的政策，就是把他们当作外人来看待，不以国内的法律约束，保持一定距离，不与他们过分地亲近。中国的礼仪教化不对他们发生作用；中国的正朔，不在他们那里施行；匈奴来侵犯，给予迎头痛击，匈奴撤退，则加强防御守备。他们羡慕中国的礼仪，前来贡献，以礼相待，同时还以厚礼，对他们只是羁縻，让犯错误的一方，总是在他们那一边，这才是圣王对待蛮夷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