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周公告诫儿子伯禽说：“不要让大臣埋怨不受重用。”他没有说这些大臣中还要分出贤愚高下，说明都可以在社会发挥作用。唐尧列举虞舜的功绩，称赞他能去除四个恶人，唐尧没有说四个恶人的罪恶大小，意思是只要有罪就该除掉。现在朝臣并不认为自己没有才能，而是认为陛下不信任他们；不认为自己没有智谋，而是认为陛下不向他们咨询。陛下何不遵循周公用人的标准、大舜处罚人的标准呢？让侍中、尚书这一类官员，坐则侍奉在您的旁边，行就紧跟在您的大驾之后，当面回答您的询问，他们有什么建议一定能够顺利地上达，那么，群臣的品行，能力的高低您就都可以知道；忠诚而有才能的人就进用，昏庸无能的人就斥退，那么，谁还敢办事敷衍而不尽力呢？凭着陛下的圣明，亲自与群臣讨论政事；使群臣人人都能尽心竭力，人人都自认为是亲信，人人都想报答陛下；贤明的和愚钝的，能干的和不能干的，全在于陛下您量才任用：这样来治理国家，还有什么事办不好呢？这样来建立功业，还有什么功绩建不成呢？

每当有紧急军情，陛下的诏书常说：“谁会为此而担忧呢？只有我自己担忧而已啊！”最近的诏书又说：“公而忘私不一定做得到，只要能先公后私也就办得好事情了。”拜读英明的诏书，才知道陛下的心里完全知道下边的情况；但还是对陛下不从事情的根本上着手解决而只担忧那些枝节问题而感到奇怪。人的能干与否，实在受他天赋的制约；即便是我也认为朝臣并不都称职。英明的君主用人，应该使能干的不敢留有余力；不能干的不要分给他不该担任的职务。推选上来的人不合格，不一定就是犯罪；而满朝都容忍不合格的人，这才是怪事啊。陛下知道臣僚不尽力，却替臣僚担忧他们分内的事；知道臣僚没有才能，却勉强教导他如何处理公务：这难道仅仅是君主劳碌而臣子舒服的问题吗？即使圣贤出世，毕竟也不能这样来治理国家呀！

陛下又担心尚书台的禁令不够严密，人情请托的现象制止不住，所以才让辅政大臣制定了尚书台的会客制度，又让司徒重新选了凶恶的吏员守卫尚书台大门，进出的人都得听从他们安排：这实际上并没有找到禁绝不正之风的关键。从前汉安帝的时候，少府窦嘉，任命廷尉郭躬清清白白的侄子为下属，还被人举报了，弹劾的奏章纷纷递上。而最近司隶校尉孔羡，任命大将军司马懿言行反常悖理的弟弟为下属，有关的官员对此却一言不发。迎合别人的意旨，比接受别人请托的影响还要恶劣。选拔人才弄虚作假，这是人事当中最大的问题。窦嘉是皇亲国戚受皇帝的宠爱，而他任命的郭躬又不是社稷重臣，可还是受到了弹劾；用今天的事来和古代相比，陛下可是自己没有督促执行必须遵守的法纪来杜绝结党营私的根源了。辅政大臣制定的会客制度，让凶恶吏员看守大门，并不是治理天下的正确措施。假使我的话能被您稍微采纳一些，还担心什么奸党不能铲除，又怎么会豢养像廉昭这样的人啊？

纠察举报奸恶的人，是一种忠诚的事情；然而世人都憎恶小人来做这种事，因为他们的目的只是想以不正当的手段谋求私利而不讲道理。倘若陛下又不去查考事情的整个过程，就一定会把违背人心抵触社会的行为当做奉公，把悄悄告发别人的做法当做尽忠。未必通情达理才能出众的人就做不来这种事吗？只不过因为遵守做人的原则而不肯去那样干罢了。如果让天下的人都违背道义而去争逐利益，那可是君主最担忧的事；陛下怎么能高兴得起来？为什么还不切断它的萌芽呢？那种预先设法揣摩君主的心意然后加以迎合以求取悦君主的人，全都是世上浅薄无聊，不讲信义之辈；他们一心想的只是如何得到君主的欢心，而不是治理天下安定百姓。陛下何不故意改变自己惯常的想法去试一试他们，看他们是否会坚持自己原来的立场而违背圣意呢？臣僚得到君主的欢心，这是安全的事情；担任尊贵显要的官职，这是光荣的事情；享受丰厚的俸禄，这是实惠的事情。做臣僚的即使再愚蠢，也不会不喜欢这些而去触犯君主；而触犯君主的人，只是迫于道义，所以强制自己走正路而已。我认为陛下实在是应当怜惜他们保护他们，对他们稍加信任；怎么反而听信廉昭等人有意陷害的话，而忽视那些忠良之臣呢？现今外有伺机而动的敌寇，内有贫困不满的人民。陛下应该好好考虑国家的改革和政治的得失，实在不可以懈怠。

杜恕在朝任官八年，他的议论刚正直率，都像上面所记载的那样。

杜恕出任弘农郡太守。几年后转任赵国相，因病离职。他在任职的地方，治理政事着眼于大的方面；在施与恩惠仁爱，更加得到百姓爱戴这方面，比不上他的父亲杜畿。不久，朝廷任命他为御史中丞。杜恕在朝廷，因为与当权的大臣不和睦，所以屡次出外任职。后来又出任幽州刺史，加建威将军的官衔，持有节杖，兼任护乌丸校尉。

当时，征北将军程喜，也在杜恕所在的蓟县驻扎，尚书袁侃等人告诫杜恕说：“程喜在先帝时，曾在青州排挤田国让；现在您和他都是持有朝廷的节杖指挥军队的使臣，又驻扎在同一座城里：应该深思对策。”但杜恕并不在意。他到任不满一个月，有一个鲜卑族首领的儿子，带领几十名骑兵，没有经过边境上的关卡就擅自来到州治蓟县；州政府处死了其中一名随从，没有写表章上报。于是程喜上奏弹劾杜恕，杜恕被逮捕入狱，由廷尉审理，依法应当处死。因为他父亲杜畿勤于国事又以身殉职，得以减刑，被免职为平民，流放到章武郡。这一年是嘉平元年（公元249）。

杜恕为人豪放不羁，想不到要防备别人，终于招致这样的灾祸。

当初杜恕从赵郡回京，陈留郡的阮武也从清河郡太守的职位上被征召入朝；两人都被叫到廷尉的公堂接受审问和对证。见了面之后阮武对杜恕说：“我观察后发现您的品德能够遵循公正之道，但还坚持得不够严格；您的能力可以担任重要官职，但是追求仕途的升迁又很不顺利；您的才学可以记述古今，但志向不够专一：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有那样的才能却没有发挥那样的作用。现在将会有空闲了，可以试着深思一番，对此写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来。”杜恕在章武郡，便撰写了《体论》八篇。又写出《兴性论》一篇，大概是有感于自己的遭遇而写的。

嘉平四年（公元252），他死在流放的地方。

甘露二年（公元 257），河东郡九十多岁的乐详，上书申诉杜畿留下来的功绩。朝廷受到感动，下诏封杜恕的儿子杜预为丰乐亭侯，食邑一百户。

杜恕的奏议论辩文章都值得一读，这里选取其中切合当时政治大事的几篇记载在他的传记中。

郑浑，字文公，河南尹开封县人。他的曾祖父郑众，郑众的父亲郑兴，都是当时著名儒学家。郑浑的哥哥郑泰，曾和荀攸等人策划诛杀董卓；在扬州刺史任上去世。郑浑带着郑泰的小儿子郑袤到淮南避难，袁术对他非常尊重。但是郑浑知道袁术一定会失败，当时华歆担任豫章郡太守，素来和郑泰是很好的朋友，郑浑便渡过长江去投靠华歆。

太祖曹操听说他行为忠厚，召他担任下属。又升任下蔡县长、邵陵县令。当时天下还没有平定，百姓都强悍随便，不想从事农副业生产。那些生了儿女没有办法养活的，就一概把婴儿丢弃了。郑浑每到一地任职，就没收当地人的渔猎工具，督促他们种地养蚕；又连带开辟水田种稻，加重对弃婴者的处罚。开始百姓怕犯法不敢怀孩子，后来生活逐渐富裕，就再没有不怀孕和不养育婴儿的了。生下来的男女婴儿，很多都取“郑”字为名字以表达对他的感激。

后来郑浑被任命为丞相府下属，又升任左冯翊。当时梁兴等人控制了左冯翊辖区中五千多户人家，强迫他们一同烧杀抢掠；周围各县无力抵抗，非常恐惧，县令都把自己的官署转移到郡治所在的临晋县城。商议对策的人都认为应当把郡治转移到险要的地方。郑浑说：“梁兴等都是被击溃的散兵游勇，流窜在附近的山区。虽然有很多同伙，大都是被迫跟随他的。现在应当鼓励他的同伙来投降，大力宣传说明朝廷的恩德信义；要是跑到山区凭借险要地形防守，那是向敌人示弱啊。”于是便召集官吏民众，修筑城墙做好防御的准备。而后发动民众追捕贼寇，明确赏罚的制度，商定公约誓言；凡是老百姓在追捕贼寇时缴获的财物，十分之七都奖赏给本人。老百姓都非常高兴，很愿意捕捉贼寇，以便多得妇女、财物。结果贼寇中失去妻子儿女的，都回来请求投降。郑浑责令他们去捉获同伙的妇女，然后还给他们自己的妻子；这一来敌寇内部互相抢夺攻击，梁兴的党羽开始土崩瓦解。郑浑又分派有威信的官吏百姓，到山中去劝告。结果出山投降者接连不断。郑浑让各县的长官，都回到原来管辖的县，安抚和召集回来投诚的百姓。梁兴等人很是害怕，率领余党聚集在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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