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怀为臣先父的功勋，

为他的后代不成器而怜悯；

于是对为臣兄弟援救提拔，

给予我们特殊的光荣。

为臣的哥哥薛珝忝任太守，

受命南征又领兵前往交州，

旌旗飘飘一切器物都配齐，

金鼓齐鸣将士的队伍雄赳赳。

为臣比起来就显得鄙陋，

我的禀性愚昧而才智短浅。

起初我曾像前人一样，

在尚书台任职掌管选任官员；

后来又在东宫兼任太子少傅，

这一光荣职务先父也曾承担。

可惜我的才能赶不上先父，

滥竽充数令我好不羞惭。

圣上生性有广博的爱好，

非常看重典雅的文章。

因此而追悼为臣的先父，

希望其后代学习他的榜样。

可惜我是一个愚笨的后代，

完全与先父不相像！

回想那过去受到的荣宠，

再掉头看自己顽劣空虚的形状。

谁能够忍得下这份羞愧？

只有我这个不肖儿郎。

我现在日夜都睡不安稳，

定下心来把自己评论。

我们薛家父子兄弟，

世代蒙受了吴朝的大德大恩。

死了之后也要设法报答，

在活着时更是立誓为国献身；

即使是粉身碎骨，

也不能报答万分之一的恩情！

这一年，何定建议开挖圣溪这条运河，以沟通长江与淮河。孙皓下令让薛莹指挥一万人前去施工，由于大石头太多工程难以进行，结果停止施工而撤回。薛莹接着出朝担任武昌左部督。后来何定被处死，孙皓开始追查圣溪工程未能完成的罪责，把薛莹逮捕入狱，而后流放到广州。

担任右国史的华覈上了一道奏章为他求情说：“为臣听说五帝、三王时代，都设立了史官；以叙述记录功勋美德，永远流传后世。汉朝的司马迁、班固，都是著名于世的天才；他们所撰写的史书《史记》、《汉书》非常精妙，因而与儒家的六经一起流传人间。大吴王朝承受天命，在南方建国。大皇帝晚年，曾命令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开始修撰《吴书》。由于丁、项二人没有修史的才能，所以他们所撰写的东西，不足以称为历史的记录。到少帝时，又派韦曜、周昭、薛莹、梁广与为臣共五人，访求往事；共同撰写，已经开始有了头绪。周昭、梁广先已去世，韦曜辜负恩德犯罪进监狱，薛莹出外任将领，又因为过错被流放：这样大吴史书的修撰就放置下来，到现在未能撰好上奏。为臣愚昧，见识短浅而才能低劣，只能给薛莹等人充当记录而已；如果让我来撰写完成这部书，必定会重走丁孚、项峻的老路；害怕会丧失大皇帝的伟大功绩，有损于当今吴朝的兴盛美好。薛莹所涉猎的学问既广博，撰写的文章尤其美妙，在同僚当中，他要数第一。如今现有的官员，虽然大多都经过学习，然而记述史事的人才，像薛莹那样的实在太少：所以为臣恳切地为国家痛惜他。为臣确实想让他完成即将结束的修史任务，使《吴书》列在从前各朝史书的后面。只要《吴书》完成呈上之后，为臣即使死在路旁的沟渠里，也不再有什么遗憾了。”

孙皓于是又召薛莹回来，担任左国史。

没过多久，薛莹的同郡老乡选曹尚书缪祎，因为坚持正确意见不变，被一批小人忌恨，结果被降职出任衡阳郡太守。在接受任命之后，缪祎又因从前办的公事不合孙皓的意而受到追问和斥责，他只得跪拜呈上表章谢罪。这时缪讳去拜访薛莹，不料被人告发，说他不为自己有罪而畏惧，反而带了许多宾客到薛莹的住所聚会。孙皓下令逮捕缪祎入狱，流放到桂阳；而薛莹则依旧流放回广州。薛莹还没有到达，被赦免召回，恢复左国史职务。

当时法令政事错误很多，朝廷的举措烦杂苛刻；薛莹常常提出有利和适当的建议，陈述应该减轻刑罚省简徭役，其中有的被采用实行。此后他升任光禄勋。天纪四年（公元 280），晋军大举征伐孙皓；孙皓向司马、王浑、王濬等将领呈上文书请求投降：这份文书就出自薛莹之手。

薛莹被送到洛阳之后，最先受到任用，担任散骑常侍；他在回答皇帝询问，以及处事和任职方面，都很有条理。

他在太康三年（公元 282）去世。他写有八篇文章，总名为《新议》。

评论说：张纮的文章既有条理而且立意正派，是世间的优秀人才；孙策给他的厚待仅次于张昭：确实有道理啊。严畯、程秉、阚泽三位先生，是当时的儒学名家。严畯能推辞荣耀拯救老友，不也是有道德的人吗？薛综学识渊博又能对君主进行规劝和进献建议，是吴朝的良臣。薛莹继续走父亲走过的道路，能够承袭先人的风范；然而他在孙皓凶暴残酷的统治时期，还不断升任显赫的官职：君子对这一点就不免感到疑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