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一书说：“推行政治的极致，就是毗邻的两个国家能够远远地互相望见，鸡鸣狗吠彼此之间能够听到，百姓各自认为自己所吃的食物是最美味的，认为自己所穿的服装是最漂亮的，安于本地的习俗习惯，乐于经营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这样一直到年老死亡，彼此也不相往来。”如果一定要将这些作为此生追求的目标，就近代而言，除非堵塞住百姓的耳朵和眼睛，否则几乎没有办法实现。

太史公说：神农氏之前的事情，我已经不知道了。至于像《诗》《书》中所记载的虞、夏以来的情况，耳朵眼睛都要享受歌舞和女色的美好，嘴巴要品尝各种山珍肉类的美味，身体安于享受舒适快乐，心中想着向别人夸耀极致铺张的权势和荣华。这样的恶习慢慢侵染百姓，已经很久了。就算是用美好的理论去挨家挨户地劝说开导，最终也无法让他们感化。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然后才是对他们进行教诲，再其次是整顿他们的行为使之整齐划一，最下等的方法是与他们争利。

崤山以西的地区盛产木材、竹子、榖木、苎麻、牦牛、玉石；崤山以东的地区盛产鱼、盐、漆、蚕丝、音乐以及美女；长江以南的地区盛产柟木、梓木、生姜、桂皮、金、锡、铅、朱砂、犀牛角、玳瑁、珠玑、兽牙和皮革；龙门、碣石以北的地区盛产马、牛、羊、毛毡、皮裘、兽筋和角；铜、铁都是在方圆千里之内，通常出产于山中，如同棋盘上的棋子一样零散分布。这就是各地物产资源的大致分布情况。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百姓喜爱的，俗语中所说的民间用于服装、饮食、养生、送葬等方面的物品。所以人们要依赖农民出产粮食，要依赖负责山林水泽开发的虞人才能运送物品，要依赖工匠将它们制成器物，要依赖商人进行货物流通。这些难道需要依靠官府的政令教化来调发征召才能约期相会吗？人人各尽其能，各尽其力，以此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某个东西价格便宜的时候人人都会购买导致物价上涨，价格昂贵的时候人人都不会购买致使物价下跌。人们各尽其能，努力经营自己的本业，愉快地从事自己所做的事，如同水往低处流，无论白天晚上都没有停止的时候，不需要征召它就会主动前来，不需要强求百姓他们就会主动生产物品。这不正与“道”互相吻合，顺应自然的验证吗？

稷播百谷图，选自《钦定书经图说》

《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粮食，粮食就会出现短缺；工匠不生产器物，器物就会短缺；商人不进行贸易往来，粮食、器物、财富等生活三宝就会彼此隔绝，无法流通，虞人如果不生产，财货就会匮乏缺少。财物匮乏缺少，那么山林水泽就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开发了。”这四个方面，是百姓衣食住行的根本所在。来源广大人民生活水平就富饶，来源狭小人民生活水平就贫困。上可以使国家富强，下可以让家庭富足。贫穷或富足的方法，没有人能够夺走或是给予，聪明的人自然会富裕有余，笨拙的人只能贫穷不足。所以，从前太公望在营丘接受封赏，那里是一块盐碱地，地广人稀，于是太公望鼓励营丘的妇女从事女红，女红手艺达到极高的境界，同时还在当地开通了渔产品和海盐的贸易，百姓和财物因此而涌向齐国，如同绳索相连，不断前来，如同车辐集聚在车毂一样，从四方八面汇聚到齐国。因此齐国人生产的帽子、束带、衣服、鞋履能够供应整个天下，东海与泰山之间的诸侯们都整理好自己的衣服，恭恭敬敬地朝拜齐国。后来齐国中道衰落，管仲重新修订了太公望所制定的政策，设置了掌管财物的九个部门，齐桓公才得以称霸诸侯，多次联合诸侯，将天下纳入正道；而管仲也因此获得三归台，他虽然只是居于陪臣的地位，但是实际上比各诸侯国的君主还要富有。正是因为这样，齐国的富裕强盛才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的时代。

因此说：“粮库府库充足百姓才能够知道礼节，衣服饮食丰足百姓才能够知道荣辱。”礼仪产生在富有的生活之中，而被废弃于贫困之时。因此君子富有的时候，就喜欢施行自己的仁德；平民富足的时候，就会安心舒适地享受生活。水足够深就会有鱼生存在其中，山足够高就会有野兽前往那里，人足够富裕自然就会有仁义附益于他。富人得势之后，身份地位会更加显赫；一旦失势以，就连门客也无处容身，所以郁郁寡欢。这样的情形在少数民族的蛮夷地区更加严重。民间有句谚语说：“财产有千斤的子弟，不会在闹市上受刑而死。”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因此说：“天下人欢欢喜喜，都是为了追求利益；天下人吵吵嚷嚷，都是为了追逐利益。”那些拥有千乘战车的君主，封有万家食邑的列侯，享有百家供奉的君子，尚且担心自己会陷于贫困，何况只是被编入户籍的普通老百姓呢！

从前，越王句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重用了范蠡、计然。计然说：“知道要战争，就要事先做好战备；只有了解了货物的生产时节和用途，才算是真正了解货物。时节和需要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况就都能够掌握得十分清楚了。因此岁星行至金位的时候，国家就会五谷丰登；行至水位的时候，粮食就会歉收；行至木位的时候，就会发生饥荒；行至火位的时候，就会发生旱灾。干旱的时候就要储备舟船，洪水的时候就要储备车辆，这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农业生产通常六年丰收，六年干旱，十二年就要发生一次大范围的饥荒。出售粮食，如果粮价每斗在二十钱，这就损害农民的利益；如果粮价每斗九十钱，就会损害商人的利益。如果商人利益受损，那么钱财就流通得不顺畅；如果农民利益受损，就不会再开垦土地。粮价每斗的价钱，向上不能高于八十钱，向下不能低于三十钱，这样农民和商人才能都获得利益。官府以平价出售粮食，控制物价，使关卡的税收和市场的供应能够源源不断，这就是治理国家的正道。至于积贮货物的常理，一定是要积贮那些完好无损适合久存的货物，以免资金周转不开。用货物和货物进行贸易，容易腐败和腐蚀的货物不要保留太长时间，不要囤居这样的货物以谋求高价。能够分析研究出哪种货物供过于求，哪种货物供不应求，就能掌握物价上涨与下跌的趋势。物价上涨到了极致就会归于低，物价下跌到了极点也一定会归于高。物价非常高的时候，将手中的货物如同丢弃像粪土一样立即抛出；物价低的时候，应该将低价买进的货物视为珍珠翡翠一样囤积。钱财就会像流水那样流通自如，周转灵活。”句践依照这个主张治理国家十年，国家富足，句践能够丰厚地犒赏战士，所以战士们个个英勇无比，迎着敌人的箭矢飞石，奋勇前进，如同口渴的人想要喝水一样，最终报仇雪恨，灭掉了强大的吴国。句践又率军北上显示军威，号称“五霸”之一。

范蠡在帮助句践洗雪了被困会稽山的耻辱之后，感慨地说：“计然的计策一共有七项，越国只是运用了其中的五项就能够实现意愿望。既然这计策已经在治理国家中施行，我想将他们也应用在治理家庭方面。”于是，范蠡乘坐一叶扁舟，漂流于江湖之上，隐姓埋名，到了齐国就改名叫鸱夷子皮，到了陶邑又改名叫朱公。朱公觉得陶邑是天下的中心，各诸侯国都有路通往这里，这里是进行货物贸易的最佳场所。于是朱公就开始治理产业，囤积货物，垄断居奇，找准时机，谋得利益，而没有苛求于人力。所以擅长治理产业的人，能够择用人力而准确把握时机。十九年之中，朱公曾经三次赚到千金钱财，先后两次将自己赚到的钱财分给那些贫贱的朋友以及远房的本家兄弟。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富有又乐意施行仁德的人。后来朱公年老力衰，就将他的产业交给子孙去经营，子孙们治理产业，并且让它不断发展，最终达到数万家产，因而后人在谈论富翁的时候，都称誉陶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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