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颛顼为帝时，任命南正重主管天文，北正黎主管地事。在唐尧和虞舜之时，又任命重氏、黎氏的后人继续主管天文、地理，一直到夏朝和商朝。因此，重氏、黎氏世世代代主管天文和地理。到了周代，程伯休甫就是重氏、黎氏的后人。等到周宣王时，重氏、黎氏的后人失去了主管天地的世代官守而司马氏接替了职位。司马氏世世代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周襄王在位时，司马氏从周朝离开前往晋国，晋国的中军元帅随会逃往秦国，过了没多长时间司马氏宗族迁入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开周朝来到晋国后，族人就分散到各地。有的留在卫国，有的留在赵国，有的留在了秦国。在卫国的叫司马喜，曾做过中山国的相国。在赵国的人，凭借传授剑术理论而声名在外，司马蒯聩就是这支人的后代。在秦国的那个人叫司马错，曾与张仪争辩过，因此秦惠王派出司马错率领军队进攻蜀国，攻克蜀地，于是就驻守在蜀地。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侍奉秦国的武安君白起。此时少梁更名为夏阳。司马靳和武安君坑杀了长平之战中投降秦军的赵长平军，回到秦国后，靳和白起一同被秦王赐死在杜邮，埋葬在华池。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他担任秦朝掌管冶造铁器的官吏。秦始皇在位时，司马蒯聩的玄孙司马卬，曾做过武馆君的部将，而且带兵巡视朝歌。诸侯争着相互称王时，项羽封司马卬为殷王。汉王刘邦率领部队攻打楚国，司马卬投靠了汉王，汉将司马卬原来的封地设置为河内郡。司马昌生有儿子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曾做过主管集市的官吏。司马无泽生有儿子司马喜，司马喜爵位是五大夫，他们去世后，都被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有儿子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跟随唐都研习天文学，跟随杨何研习《易经》，又跟随黄先生研习道家理论。太史公曾经在建元、元封年间做官。他担心当时的学者不能通晓诸家学说的精要，而所学又混乱不明，因此专们讨论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学说的精要：

《易大传》说：“世人的目标都是一致的，而谋虑却分为很多种；要达成的目的相同，而所经过的途径却并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这些学派的目的都是希望天下大治。只不过所遵从的理论有所不同，有考虑得周全与不周全而已。我曾经暗地里分析过阴阳家的法术，它十分看中吉凶的预兆而忌讳的东西太多，让人感到拘束而畏手畏脚；但是它主张遵照四季的序列去行事，却是不能够违背的。儒家的学说非常广博但是缺少要领，事倍而功半，所以儒家学派所倡导的事情都难以完全实施。但儒家确立了君臣父子间相处的礼仪，以及夫妇长幼之间的礼仪区别，这是不可以改变的。墨家太过节俭难以遵从，因此他们的主张不可能全部实行；但他们倡导务实节俭，却是不能抛弃的。法家主张施行严酷的立法而少给予臣民恩惠，但他们定立君臣上下的名分等级，则是无法更改的。名家让人专注于名而易于失去真实性，但他们对名、实关系进行的辩证，却无法不仔细考虑。道家令人精神专一，行动都与无形的“道”相合，使万物得以丰富和充足。道家这种学术，是顺应阴阳四时之序的学说，兼采儒家与墨家的优点，聚合名家与法家的精要，和时势随同发展，与事物的变化相随，创建风俗，应用在人事上，并无不合适的。意旨简约，且容易把握，事半而功倍。儒家则与道家不同：他们觉得君主应该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所提倡的东西，臣下就应该附和；君主走在前面，臣下就应该在后面紧跟。如此一来，君主就会劳累不堪而臣子却十分安逸。至于大道的精要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和智慧，放弃一切而用智术治理天下。人的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极其劳累就要疲惫。倘若精神和身体总是难以安宁，却想要自己的生命和天地一般长久，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

在阴阳家看来，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都各自的教令，顺应这些法则就会昌盛，违背这些法则，就算不死也会衰亡。这不一定是正确的。因此说阴阳家“让人感到拘束而有太多的畏惧和忌讳”。至于阴阳家说的春天万物出生、夏天成长、秋天收获、冬天贮藏，这是天地间的普遍规律，要是不遵守，就难以制定天下的纲纪。因此说：“遵照四时的顺列去行事，是不能失去的。”

儒家把六经作为自身的理论依据，六经及其传文多到以千万计，连续数代都不能通晓这门学问，耗尽人的一生也无法参透这其中的礼仪。因此说“儒家学说十分广博却缺少要领，事倍而功半”。倒是确定了君臣父子间相处的礼仪，夫妇长幼尊卑的次序，纵然是百家学说，也都是不可能更改的。

墨家也崇尚唐尧与虞舜的道术，谈论尧舜的德行说：“殿堂区区三尺高，堂下主阶只三级，茅草屋顶不修剪，原木制屋不刮削，用陶土碗盛饭，以陶土钵喝汤，用粗米做饭，以野菜做汤。夏天穿着葛布衣，冬天穿着鹿皮裘。”墨家主张为死者送葬时要用桐木制的棺材，厚度不能超过三寸，哭丧但不能过于悲伤。他们教百姓丧礼，必须要以此来当作万民的标准。要是天下人都遵照这个标准去做，那么尊卑就不再有分别了。世事不同，时势也在变化，事业也一定会不一样，因此说“太过节俭就很难遵从”。墨家学说的精要是强本而节用，这是人们兴家富足的途径。这是墨家学说的优点，纵然是百家学说，也都不可以废弃。

法家不区分亲近、疏远，不因高贵、贫贱而有所区别，一律都依照法来进行决断。这样，亲近亲属、尊敬长上的恩情伦理就失去了。可以用这种理论推行一时的计策，却不能长久地运用。因此说法家“施行严酷的立法而少给予臣民恩惠”。倒是法家倡导让君主尊贵，令臣子卑下，明确上下的名分与职守，不能有所超越，纵然是百家学说，也都无法改变。

名家细察琐碎，纠缠不清，让人反省却难以获得其旨意，专注于用名称对事物进行决断，而不顾及人情。因此说名家“让人专注于名而易于失去真实性”。如果定立名称，考察实际，名称与实际交错比较，在这方面，是不可能不进行认真考虑的。

道家倡导“无为”，又认为“无所不为”，他们的主张易于实现，只是他们的文辞难于理解。道家学术将虚无作为理论基础，把顺应自然和自然相合当作实践的原则，并无长久不变的态势，也无常存不变的形状，所以可以探求万物的情理。不去超越事物，不落后于事物，所以才可以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没有立法，依照时势而决定，制度是否有用，也要和事物相合。因此说“圣人的学说和思想难以磨灭，在于他们将顺时、通变作为原则。虚无，是道的永恒常理；顺应时势，是君主治国的纲领”。大臣们全都来到朝廷，君主应当让他们每个人都明确自己该尽的职任。他的所作所为与他的名声相合的被称作“端”，所作所为与他的名声不相符合的被称作“窾”。空话不被听取，奸邪就不能产生，贤才和庸才自然就能区分，白和黑也就显现分明，这些精要就要看是不是运用而已，什么事是办不成的呢！这才与“大道”相合，混混沌沌，光辉照耀天下，再次返回到无名。每个人生命的基础都是精神，精神寄托于形体。过度使用精神就会衰竭，身体极其劳累自会疲惫，精神与形体分开人就会死去。死去的人不可能再复生，形与神分开后也不可能重新结合，所以圣人十分注重这些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所在。不率先安定好自己的精神与形体，却夸口说“我有能力可以治理天下”，可你有什么凭借呢！

太史公主掌天文后，不管理民事。太史公有儿子名叫司马迁。

司马迁生于龙门，在黄河北边、龙门山的南边过着耕种牧畜的生活。十岁时就研习诵读古文经书。二十岁时，开始向南游历长江与淮河一带，登临会稽山，察探禹穴，勘察九疑山，泛舟在沅水、湘水之上。再向北渡过汶水和泗水，来到齐、鲁的都市中讲学，考察孔子所遗留的风教，在邹县、峄山进行乡射大礼。在鄱县、薛县、彭城这些地方遇到过困难，再经由梁地和楚地回到家乡。于是司马迁被任命为郎中，奉命出使，向西讨伐巴、蜀以南地区，向南巡视邛、笮、昆明这些地区，回到朝廷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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