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皇上开始举办汉朝的封禅典礼，但是太史公有事在洛阳滞留，没能参加这场典礼，因此心中不满，病情危重就要死去。他的儿子司马迁恰好在此时出使归来，在洛阳见到了父亲。太史公抓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人，是周朝时的太史。早在上古的唐尧和虞舜之时，就曾担任南正、北正，功名显赫，主掌天文。后世渐渐衰落，祖先的积业会断绝在我的手中吗？你倘若可以再担任太史，那就能够承接我们祖先所从事的事业了。如今皇上继承了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进行封禅大典，我没能随行前往，这就是命运啊！是命运啊！我死了之后，你一定会成为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本打算完成的论着！再说孝道应该以侍奉双亲为基础，然后才能侍奉君主，最终才能为自身成就功名。在后世扬名，以此来显耀父母，这是孝道里面最为重要的。全天下人都称赞周公，说他能够赞扬歌颂文王和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公与召公的风尚，传达太王和王季的思想，向上到论及公刘的功业，以此来推崇始祖后稷。周幽王和周厉王之后，治理天下的王道残失，礼乐衰败不堪，孔子修编过去的典籍，重振被废弃败坏的礼乐，论述《诗》《书》，撰作《春秋》，而学者们至今仍以此为依据。自鲁哀公捕获麒麟到现在的四百多年，诸侯之间都互相征伐吞并，史书都被丢弃而断绝。如今汉朝兴起，天下统一，这期间的明主贤君忠臣为道义而死的人士，我身为太史却并未加以论述和记录，断绝了天下传承的历史文献，这让我感到十分惶恐，你一定要记住！”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说：“尽管儿子不够聪敏，请允许我详细地论述记载先人所整理编辑的史料佚闻，不敢有丝毫缺略。”

太史公司马谈去世后三年，司马迁做了太史令，整理收集历史书籍和国家收藏在石室金匮中的书籍。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五年后，恰好是太初元年（前104），十一月甲子朔日的早晨冬至，汉朝更改历法，天子在明堂中举行仪式宣布改历，祭祷上天，遍告群神，受命进行着记。

太史公说：“先父曾说过：‘自周公去世以后，五百年而诞生孔子。孔子去世之后到如今已经五百年了，有能够继承清明盛世，订正《易传》，接续《春秋》，推究《诗》《书》《礼》《乐》的精义而有所著述的人吗？’他的用意就在此吧！就在此吧！小子我怎么敢草率辞让呢？”

上大夫壶遂说过：“过去孔子为何要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曾听董仲舒先生说：‘周朝的王道衰败不堪，孔子做过鲁国的司寇，诸侯都妒忌他，大夫们阻拦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提议不会被采纳，自己的主张也无法实施，因此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期间的二百四十二年中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分辨是非，为评判天下是非提出一个准则。贬责昏庸无道的天子，指斥胡作非为的诸侯，声讨祸国乱政的大夫，以此实现国家的大事而已。’孔子说：‘我想要是记载以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一些史实与人物来，这样就能让道理更加深切显明。’《春秋》这本书，向上阐明了三王时的治道，向下辨别了人事的纪纲，分辨嫌疑，判明是非，论说断定那些犹豫不决的事，赞颂良善之事，贬斥为恶之事，尊敬贤才，摈斥庸人，让灭亡的国家保留下国名，令断绝的世系找到继承的后嗣，补救衰敝的，振兴废置的，这才是王道最重要的纲领。《易》论述了天地、阴阳、四时和五行，所以专长在于变化；《礼》规范制约人伦，所以专长在于行事；《书》所记的是先王的政事，所以专长在于政论；《诗》所记录的是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专长在于讽谏；《乐》是论说音乐的经典，所以专长在于使人和谐；《春秋》主要论辨是非，所以专长在于帮人辨别是非。所以《礼》主要用于节制人们的行为，《乐》主要用于引发和谐，《书》主要用于述说政事，《诗》主要用于表达情意，《易》主要用于讲述万物变化，《春秋》主要用于讲述三王旧事。安定乱世，让它回到正统，没有别的著作能比《春秋》更切实有效。《春秋》成文只有数万字，其中所提到的大义却有数千；二百四十二年中万物的聚合离散都在《春秋》中得以展现。在《春秋》里，被弑杀掉的君主有三十六人，被灭掉的国家有五十二个，诸侯奔走逃亡没能保住自己江山社稷的多得数不过来。察究他们变乱最终败亡的缘故，都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根本。因此《周易》中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又说：‘臣下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绝对不是一早一晚间就会造成的，它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了。’因此，做君主不能不知道《春秋》，否则就能身前有谗谀小人却发现不了，身后有乱臣贼子却不知道。身为臣子不能不知道《春秋》，要不然在处理普通事件时就难以采取合适的办法，遭遇突发事件时也不知采用更为权宜的计策。做人君主和父亲的没能通晓《春秋》大义，一定容易蒙受最恶的名声。身为人臣和儿子不知道《春秋》大义，一定易于陷入篡位弑君的法网而被诛杀，蒙受死罪的恶名。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善事而去做，因为他们并不知晓大义所在，史官给他们捏造不实的罪名他们却不敢辩解推托。如果不能明了礼义的精要，就会导致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的境地。要是君主没有君主的样子，那么臣下就会有所冒犯；臣子没有臣子的样子，那么就易于遭受杀身之祸；父亲没有父亲的样子，那么就会失去道义；儿子没有儿子的样子，那么就会忤逆不孝。以上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失，将‘天下最大的过失’的恶名加在头上，却只能接受而不敢有所辩解推托。因此《春秋》这部典籍，是礼义的根本所在。礼在坏事还没有形成之前能够阻止它的发生，法在坏事已经做下之后才起作用；法律在惩治坏事中所起到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制禁绝坏事的效果却很难被人们发现。”

壶遂说：“孔子时期，上没能遇到圣明的君主，下没能得到任用无权无势，因此他作《春秋》，凭借着空洞的文辞来决断礼义，作为帝王遵循的法典。如今先生上遇贤明的天子，下能做官任职，万事都已具备，而且都在应该在的位置，井然有序，先生所撰述的，是要阐明什么呢？”

太史公说：“是啊，也不是，并不完全是这样。我从先人那里听说：‘伏羲是最纯朴而忠厚，作出《易》的八卦。尧、舜时代的强盛，《尚书》记载了下来，礼乐也是在那个时候创制的。商汤、周武所创功业的隆盛，诗人常常歌颂。《春秋》倡导善举，贬斥恶行，推崇夏、商、周三朝的盛德，褒扬周王室，并非只是讥讽劝谏而已。’汉朝从兴起至今，到了现在圣明的天子，获得祥瑞的征兆，举办封禅大典，改制历法，更换服色，承受上天的使命，恩泽广施无边，海外那些风俗不同的国家，辗转多重翻译来到中国的边关叩开塞门，请求进献、拜见天子的，多得难以说尽。臣下百官都尽心歌颂天子的德行，尚且不能详尽地表露自己的心意。而且贤能的士人没有得到任用，这是君王的耻辱；君王圣明而他的功德没能得到传扬，这是相关官员的过错。而且我曾经做过史官，要是将天子圣明的德行搁置一旁而不去记载，埋没掉功臣、世家及贤能大夫们的功业不去加以传述，忘却先父临终时的遗言，就是最大的过错了。我所做的只是缀述旧事，整理好其中世代相传的内容，并非是所谓的创作。而您将这些比作《春秋》，就错了。”

于是司马迁按照次序论述编写这些史文。七年之后，太史公由于为李陵申冤而遭致大祸，被关入监狱。太史公就慨然长叹说：“这是我的罪责啊！这是我的罪责啊！身体残毁了，已经没什么用了！”退一步冷静地想想说：“《诗》《书》文字不多且含意隐晦，是因为作者是想表达自己内心的思虑。过去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推演出了《周易》；孔子被围困在陈、蔡之间，作出了《春秋》；屈原遭到放逐，着成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写出了《国语》；孙子惨遭膑刑，论述出了《兵法》；吕不韦被贬徙到了蜀地，世上才得以留传《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到秦国，写出了《说难》《孤愤》等名篇；《诗经》三百多篇，大概也是圣人贤士阐发愤懑之情而创作出的。这些人都在心中聚积了某种郁闷和忧愁，无法通畅地表达出来，所以才追论往事，思考未来。”于是就这样记述了自陶唐以来的历史，一直到天子获得麒麟那年为止，并从黄帝开始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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