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柔兆敦牂（公元前255年），尽昭阳作噩（公元前228年），凡二十八年。

昭襄王

五十二年（丙午，公元前255年）

河东郡郡守王稽因与诸侯各国私通，被斩杀于市，弃于市。应侯范雎日渐闷闷不乐。昭襄王上朝时不住发出长叹，应侯询问其原因。昭襄王说：“现在武安君已死，郑安平、王稽等又都背叛，国内没有良将，国外却有许多敌国，我因此忧虑！”应侯害怕，不知道有什么计策。燕国的客卿蔡泽听说了这件事情，向西进入秦国，先派人对应侯说：“蔡泽是天下能言善辩的志士。他要是见到秦王，一定会使您为难，夺去您的地位。”应侯大怒，派人召来蔡泽。蔡泽拜应侯，傲慢无礼。应侯不高兴，因此责怪他说：“你扬言要取代我做相国，希望让我听听你的说法。”蔡泽说：“唉，您看事情真是迟啊！四个季节各按其次序，完成自己的职责后转换成下一个。您难道没有看到秦国的商鞅、楚国的吴起、越国的文种的下场吗？有什么让你羡慕的呢？”应侯辩驳说：“为何不可以！这三个人的行为是信义的最高境界，忠诚的完美表现！君子可以牺牲性命来成名，死也没什么遗憾。”蔡泽说：“人们要建立功业，难道不期望着功成名就吗？性命与功名都能保全的，是上策；功名可以为后人效法而自身已经死亡的，是次等；声名蒙受耻辱而自身能够保全的，是最下一等。商鞅、吴起、文种，他们作为人臣都竭尽忠心立下功业，这是人们所敬仰的。闳夭、周公难道不也是既忠心又崇高吗！那三人虽然令人敬仰，可跟闳夭、周公比起来如何？”应侯说：“好。”蔡泽说：“既然这样，那您的国君在深念旧情、不背弃功臣这方面跟秦孝公、楚悼王、越王相比如何？”应侯说：“我不知道。”蔡泽说：“那么您的功绩与这三人相比如何？”应侯说：“我不如他们。”蔡泽说：“既然这样，如果您还不引退，将要遇到的祸患恐怕比这三个人更大。俗话说：‘太阳过了正午就要向西移动，月亮圆满了就会逐渐亏缺。’有进有退，有伸有缩，要随着时势变化，这是圣人的法则。现在您仇恨也报了，恩德也报了，所想的也得到了，但还不做变化的打算，我暗自为您担忧！”应侯因此宴请蔡泽为上宾，把他推荐给昭襄王。秦王召见蔡泽，与他谈话，非常高兴，便拜他为客卿。应侯称病辞职。昭襄王开始很赞赏蔡泽的计策，便任他为相国。蔡泽任了几个月的相国，被免职。

楚国春申君黄歇任荀卿为兰陵令。荀卿，赵国人，名况，曾经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辩论用兵之道。孝成王说：“请问用兵的要领是什么？”临武君回答说：“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察敌人的变化行动，比敌人发兵晚，比敌人早到达，这是用兵的要领。”荀况说：“不是这样。我听说古时的用兵之道，凡是用兵攻战，根本在于统一百姓。如果弓与箭不协调，就是后羿也不能射中；六匹马不配合，造父也不能驾马车赶到远方；士人与百姓不亲近，那么商汤、周武王也不能必胜。因此，善于亲近百姓的人，是善于用兵的人。因此用兵的要领在于亲近百姓。”临武君说：“不是这样。用兵重视的是形势要有利，行动要变化诡诈。善于用兵的人，恍惚隐蔽，无人知道他会从哪里出来。孙武、吴起施用这种战术，在天下无敌，哪里一定要亲近百姓呢！”荀况说：“不对。我所说的，是仁者的用兵之道，要称王之人的志向。您所重视的是权力谋略、形势利害。仁者用的兵，不能使用诡诈之术。那些能够使用诡诈之术的，是那些怠慢的军队，疲惫衰弱的军队，君臣之间、上下属之间互相离心、没有仁德的军队。因此用夏桀的欺诈之术对付夏桀，还有巧有拙，有幸有不幸。而用夏桀的欺诈之术去对付尧，就像拿鸡蛋击石头，用手指头搅沸水，像赴到水火之中，进去就被烧焦淹没了。因此仁者的军队，上下一心，三军协力。臣下对君王，下位的对上位的，如同子事奉父，弟事奉兄，如同用手臂保护头、眼睛，挡住胸膛和腹部。用欺诈之术去袭击它，跟先惊扰了它而后再去袭击它，是一样的。况且仁者治理十里之国，百里之内将会遍布他的耳目，治理百里之国，千里之内将遍布他的耳目，治理千里之国，四海之内将会遍布他的耳目。这样，他必将会耳聪目明、警慎而有戒备，相和如一。因此仁者的军队，聚结起来就成了整齐的士卒，分散开就成了行列，延长开就好像莫邪的长剑，遇到的就被斩断；锐利好像莫邪长剑的利锋，抵挡的就被瓦解。安营扎寨就像磐石一样，碰触它的，棱角就遭摧折而退。况且暴虐国家的君主，谁会去归附呢？那些前去归附的，必定是他的百姓。而他的百姓亲近我就像亲近他的父母，喜欢我就像喜欢芬芳的椒兰；反之，看到他的君主就像畏惧烧灼黥刑，就像面对仇敌。人之常情，即使夏桀、盗跖，也不会为他所厌恶的人，去伤害他所喜爱的人！这就好像让人的子孙去伤害自己的父母。他们一定会前来告发，又何必使用诈术呢！所以，仁者治理国家，国家会日益光明强盛，诸侯各国先来归顺的会安定，后来归顺的会危险；为敌的会被削弱，反叛的会灭亡。《诗经》说：‘武王竖起旗帜，虔诚地握着斧钺，势如烈火，无人敢阻止我’，说的正是这种情况。”

孝成王、临武君说：“很好。请问君王用兵，用什么战术、如何行动呢？”荀况说：“凡是君王贤明的，国家就安定，君王无能的，国家就混乱；重视礼教、尊重仁义的，国家就安定，简化礼教、轻视仁义的，国家就混乱。安定的国家便强大，混乱的国家便衰弱，这就是强盛与衰弱的根本。上位的足以让人敬仰，下位的才可以派用，上位的不足以让人敬仰，下位的就不能随便派用。百姓可以派用的，国家就强大，百姓不能派用的，国家就衰弱，这就是强与弱的常理。齐国人重视技击之术，施展技击之术，斩得一颗人头的，就赐给他八两金赎回，胜利但没有斩得人头的也一起受赏。如果敌人弱小，齐兵还可应付；一旦面对强大的敌人，齐兵就会涣然离散了。就像天上的飞鸟，穿行自如，往返无常，这是亡国之兵，没有比这种兵更衰弱的了，这跟雇佣一群市井小人去作战几乎一样啊。魏国的士兵，按照一定的标准录取。让兵士穿上全副铠甲，手拉十二石重的强弓，背上五十支利箭，手持戈，头上戴头盔，腰上佩带着剑，背着三天的食粮，一日之内疾走一百里。被录取的士卒，免除全家赋役，分给他们田地和住宅。这样，他们的气力虽然几年后开始衰退，但得到的利益却无法剥夺，即使更改选举的办法也不容易做得周全，因此，魏国的国土虽然广阔，但税收必定很少。这便是危害国家的军队。秦国，百姓生活困窘，国家刑罚非常严酷，君王借此威势逼迫百姓出战，让他们隐蔽在险恶的地势，战胜了给予奖赏，失败了就刑罚他们，这样的话，百姓要想从上面获得利益，如果不去战斗的话，就没有别的办法。功劳和赏赐同步增长，斩获五个甲士的头，就让他役使五户，这是使人民强大、国家长久稳固的方法。所以，秦国能够四代都胜利，这不是侥幸，而有其必然的道理。因此，齐国擅长技击术的军队不能抵抗魏国的士兵，魏国的士兵不能抵抗秦国精锐的士兵，而秦国精锐的士兵却不能抵挡齐桓公、晋文公很有节制的士兵，齐桓公、晋文公很有节制的士兵又不能抵挡商汤、周武王的仁义的军队，一旦遇到商汤、周武王的仁义的军队，就像用薄脆的东西去击打石头。况且这几个国家培养的都是争求封赏、寻求利益的士兵，他们就好像雇工靠出卖自己的力气挣钱一样，没有敬爱国君而愿意为国君拼死效力，安于制度约束，保持忠义的气节。诸侯各国中有哪国能够尽力于仁义，便能够起而兼并其他国家，使它们都处于危险之中。所以其他各国招募或选录士兵，重视威势和诡诈，崇尚功利，渐渐养成了习惯。但只有尊奉礼义教化，才能使全国齐心一致。所以用诡诈对抗诡诈，还有巧拙之分；用诡诈对抗齐心一致的国家，就像拿小刀去摧毁泰山。所以商汤、周武王诛杀夏桀、商纣王，拱手揖拜，指挥士兵，强暴的国家没有不臣服的，杀夏桀、商纣王，就像是杀一个平民一样。所以《尚书·泰誓》说：‘独夫纣’，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军队齐心一致，就可制服天下；军队团结合作，就可治服邻近敌国。而那些招纳、募选士兵，重视威势诡诈，崇尚功利的士兵，则胜败无常，有时收敛，有时扩张，有时生存，有时灭亡，互为胜负。如此可称为盗贼之兵，君子不会采用的。”

本篇未完，请继续下一节的阅读..